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从小我是在县城外婆身边长大的，六岁时才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母亲这个词的概念在我的脑海里已是模糊不清。我家住在乡下，一个叫菖蒲公社东坞大队的村子，它距离县城有三十多公里，五公里外才有一条简易的公路。村子不大，只有七百多人口，绝大多数是姚姓。

　　我家房前大门外是一块有一百平方左右的晒场，房子是木制结构，大八卦房，它建于清末后期。进入大门是一个长方型的天井，跨过天井是正厅堂，左右各有两间厢房。穿过厅堂步入中门是柴房和厨房，柴厨房共有四个大间八个小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六十年代时，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柴厨房已成有门无墙，瓦碎雨滴的破木架子，正屋局部也是墙体倒塌柱子腐烂成了危房。平时住在屋里也没什么担心之处，就怕遇上恶劣天气，特别是夜晚遇有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时就心惊胆颤，睡梦中父亲会把我叫起来，叫我站在厅堂中间注意四周的墙体，父亲则一手拿着煤油灯，另一只手遮着风护着灯楼上楼下的四处查看，深怕墙体瞬间倒塌。等风歇雨停后父亲把煤油灯放在八仙桌上，然后坐下点上一筒旱烟猛吸，心有所思的对我说：“小民，房子虽破，尚可遮风挡板雨，如果万一有那么一天房子倒了、家没了我只能带你去讨饭了”。蓝蓝天空，别人家的孩子能在学校享受着阳光雨露，而我，学校的大门却距我很远，很远……

　　父亲一生历尽磨难，命运十分坎坷，十三岁时父母双亡，在1958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又被错划成“极右”派分子，后回原籍务农，1964年母亲因承受不了极其艰难的生活，带着哥哥抛下父亲和我去另谋生路，父母分手的那天，爸爸带着我步行送母亲和哥哥去五公里外的殿后车站，殿后村的姑妈也来到了车站，当母亲带着哥哥上车时，我也哭喊着要跟着上车，姑妈硬是拉着我，流着眼泪对我说：“孩子，听话，别去，跟着爸爸也是一样的。”车门关了，车已启动往前开，我就跟在车后面拼命地追，大声哭喊着：“妈妈，妈妈，你别去呀，为什么抛下我呀？”车已往县城方向远去了，从此父亲沉默寡言，面容憔悴。

　　距我家西边三十米左右有一座姚姓的族家祠堂，祠堂分前堂和后堂，距前堂大门约二十米就是前山脚，没有住户只有几间牛栏屋，门前是大路，紧靠大门有座戏台，戏台下放有多付棺材，大白天祠堂里都是阴森森的，胆小的人根本就不敢进入。一到晚上，单身女人和小孩根本就不敢从祠堂大门前经过，后堂有个大天井，分楼上楼下两层，记得当年楼上的香案中间供着一个樟木制成的龙头，可惜在文革破“四旧”时被造反派烧毁，同时被烧毁的还有一块挂在前堂写有“东山堂”三字的牌匾。

　　后堂墙外有一条小路，我和父亲进出村外基本上都走这条路，也要近点，每当晚上父亲空闲无事就带着我去村里人较聚集的地方看看、坐坐，父亲和大人们坐在一起吸烟闲聊时，我就去找小伙伴们玩，有时我象是一条尾巴似的紧跟着父亲的身后，如遇家中有事也会叫我一个人出去玩，那时村里无电也就谈不上路灯了，回家走到祠堂后面时心里就有点发抖，老远就“爸爸、爸爸”的大声喊，得到回应后知父亲在家，我也就放宽心回家。

　　如此经历多次后，一天晚上睡觉前父亲在房间里指着一个约三十公分大小的“口”字形洞窗对着我说：“孩子，这个洞窗正好对着那条路，以后若一个人出去玩回家时看到洞窗里点着灯，你就大胆地回来，如果没有灯说明我不在家，可以再玩会儿。”此后，每当我晚上回家一走进那条路，看见洞窗里那盏小小的煤油灯时，我再也不会胆小，很安心地回家。洞窗不大，灯光也很弱，但从有了这盏小煤油灯后，它却照亮了我的前路，使我不再害怕，有了这盏灯我勇气倍增，这盏灯是父亲的心灯，是希望之灯，它在我心中将永生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