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甘露镇，一般能想到的是江苏古镇甘露镇和闻名遐迩的甘露寺，宋人王禹偁的“甘露钟声清醉榻，海门山色滴吟窗”脍灸人口。然光绪《常山县志·古迹》却有这样的记载：“甘露镇，县西北四十里。五代梁开平二年（《资治通鉴》为开平三年），淮南攻危仔昌于信州，吴越攻淮南甘露镇以救之，即此。或以为润州之甘露镇，误也。”高寒先生在编纂2003年版《华埠镇志》时，大概受之启发，更有“唐天佑三年（906），为屯兵防戍，于常山县城西北二十里（即今华埠镇域）设甘露镇。隶常山县”之说，第一次将开化华埠与淮南甘露镇联系在一起。

    这里出现这样几个问题：地处浙西的常山何以冠名淮南？唐天佑三年的华埠有什么条件得以设镇？淮南甘露镇到底在哪里？

淮南，古代泛称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一词最早见于《尔雅·释丘》：“淮南有州黎丘。”南北朝时期，置淮南郡于江南，隋时复为淮南郡，唐置淮南道，五代十国时淮南道称谓不变。《资治通鉴·后梁纪二》载，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八月，吴越与淮南开始拉锯战。到开平三年（909）秋，淮南攻克袁州、吉州。歙州刺史陶雅派兵袭击饶州、信州，信州刺史危仔倡请求投降，饶州刺史唐玉弃城逃走。淮南委任左先锋指挥使张景思为信州刺史，派遣行营都虞候骨言率兵五千人送他赴任。听说淮南军队到了，危仔倡逃奔吴越，抚州刺史危全讽逃到广陵。八月，虔州刺史卢光稠率州归附淮南。于是，江西之地尽为杨吴所有。《常山县志》所载的“淮南攻危仔昌于信州”指的就是这段历史。宋人乐史编纂的《太平寰宇记》有“（常山）乾元元年（758）属信州，寻又还衢州”，常山西北的球川、云台（现开化杨林、长虹、苏庄）一带与江西、安徽交界，在五代十国群雄纷争的年代，一并被淮南攻克并不是没有可能。开化苏庄各姓宗谱也有许多族人在淮南为官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唐末五代初，浙西常山西北与皖赣交界的一小块区域曾经被淮南杨吴统治过，且很有可能被冠以“淮南”。

    这块区域会是在华埠吗？就现在的地理形势看，距常山县城天马镇西北40里且又称得上“镇”的，唯有华埠镇。这大概也是高寒先生认定华埠镇即淮南甘露镇的由来吧。华埠镇位于浙江省西部，是开化的南大门。民国三十八年《开化县志稿》载：“华埠先名市，而后名镇。查各姓谱牒，明以前未有华埠之名。至《雍正志》则马金、华埠二镇并列矣。”也就是说，华埠设镇当在明崇祯与清雍正之间，距今约390～290年。若高寒先生的说法成立，则华埠设镇的历史向前推了七、八百年。然而，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唐天佑三年（906），为屯兵防戍，于常山县城西北二十里（即今华埠镇域）设甘露镇”查无实据（此处的“里”当为“公里”之误）！

    古代的镇是在边要形胜之地所设置的驻兵戍守之所。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皆以宗室诸王为都督诸州军事，领州刺史，镇守地方——此为设镇之初。北魏时设镇之地有二：一类设于全不立州郡之地，镇将兼理军民政务；一类设于州、郡治所，即与州郡同设于一地，镇将管理军队，刺史、太守管理民政，但多数由镇将兼刺史、太守之任。唐代，镇戍之权较前稍弱。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在其境内设镇，置镇使、镇将，除镇捍防守之外，还向人民征收器甲粮饷，掌握地方实权。《舆地广记》载：“宋乾德四年（966）置开化场，太平兴国六年（981）升为县。”唐天佑三年（906）的开化尚属常山县，华埠既非全不立州郡之地，亦非州郡治所，更是常山腹地，为何要“屯兵防戍”？“防”的是谁？吴越钱镠在唐光启三年（887）被封为杭州刺史，从此独据一方，到天复二年（902）唐封他为越王，两年后改封吴王，其范围包括今之浙江省十一个地市的全部与江苏省的苏州、福建省的福州。其时，与浙西常山交界的淮南杨行密为了保境安民，与钱镠通婚，将女儿嫁给了钱镠的儿子，从此两方罢兵，和平相处。唐天佑二年（905）杨行密、钱镠争睦、婺、衢。结合常山、开化历代志书可见，当时最有可能的交战地点在草萍驿（今常山县球川镇）、云台白沙关（今开化杨林镇小关一带）和崇化马金岭（今开化马金镇马金岭），天佑年间的唐王朝对各地的割据势力已经鞭长莫及，当时要屯兵设镇的非吴越钱氏即淮南杨吴，而无论吴越、淮南都不会在作为常开腹地的华埠设镇兵防。其实，华埠地处三江交汇，三面环水，全无防守之功，每到汛期，其地悉数被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后期沿江防洪堤完工为止，在此处屯兵设防实为兵家大忌。志书记载，华埠设立巡检司、兵营也晩至明天顺年后，兵丁十几、房舍数间，所防的也仅是私盐贩子和流寇。所以，“唐天佑三年为屯兵防戍，于常山县城西北二十里（即今华埠镇域）设甘露镇”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其当中的括注更是个人臆断。为了佐证甘露镇在华埠，《华埠镇志》又提出“乾德四年……置开化场（驻地在华埠）”，但所括注的“驻地在华埠”同样查无实据。宋以后市镇普遍兴起，一批市镇在商道要冲、城市附郭、农副产品集中产地及少数商品生产专业区内崛起，明清市镇的发展更为迅速。华埠当在此时以市镇的形式（而非兵防）崛起，到明中叶达到顶峰，已建有江西会馆、安徽会馆，并依靠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加上水运这种古代最经济的运输方式，到今天依然存在并繁华。宋乾德四年（966）置开化场，特别是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开化立县后，华埠成为常开交界地，其兵防作用慢慢彰显，即便如此，仍然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实“开化场驻地在华埠”，何况开阳、马金两镇的历史远远早于华埠。明代华埠人口构成，除部分原居民外，大多为周边地区的商贩和严郡建德九姓渔民，这与“江山九姓船”的传说颇为吻合，也证明民国三十八年《开化县志稿》所载“华埠先名市，而后名镇。查各姓谱牒，明以前未有华埠之名。至《雍正志》则马金、华埠二镇并列矣”是可信的。唐天佑三年（906）在华埠设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梁开平二年距唐天佑三年仅两年，而吴越攻淮南甘露镇救的是信州，攻打作为吴越本土腹地的华埠根本无济于事。可见，淮南甘露镇不在华埠。那么，甘露镇究竟在哪里呢？

    《常山县志》中的记载，可以将它分开来分析：“五代梁开平二年，淮南攻危仔昌于信州”得自于《资治通鉴》,有史事依据；“吴越攻淮南甘露镇以救之，即此。或以为润州之甘露镇，误也”这段话应当来自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九十三卷浙江篇，是经过认真考据的，其可信度也经得起推敲；而“甘露镇，县西北四十里”则是常山历代县志根据以往资料照搬的记录（这种照搬记录在常山、开化历代志书中比比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地貌的改变、政治经济地位的逆转，其始、至皆有较大出入。“西北四十里”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关键在于作为起始点的“县”。常山历史上曾三易县治，据1990版《常山县志》考证，唐武德四年至武德八年，定阳（常山县前身）县治在定阳乡三冈；咸亨三年至广德二年，县治在古县畈；之后在天马镇。这里所记的“县西北四十里”到底以何为起点，已无从考证。

与距天马镇西北四十里的华埠一样，距古县畈西北四十里的是深处常开腹地的今常山新昌乡一带，很难与作为战略重镇的甘露镇联系起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淮南甘露镇即开化金村乡，理由是金村乡古名“金路”，按开化方言，“金”在南乡读作“gen”、在北乡读作“gan”，皆与“甘露”读音相近。但综合其自身地理位置、与常山历代县治距离、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各方面因素，此理由太过单薄、观点难以立足。

清嘉庆、光绪《常山县志》俱有载：“唐常山旧治，在县北三十里定阳乡三冈。”定阳乡三冈位于今常山县何家乡，距此西北四十里左右的是开化县桐村、杨林一带。巧的是，此地属现开化县的古常山北七乡之云台乡高城里和龙山乡善政里，沿今长虹乡河滩——苏庄镇平坑、倪川——杨林镇下庄、号岭——桐村镇徐山、华山一线，构成五代时吴越南唐的交界线（现在也是浙江与江西的交界线）。

    古云台乡分高城里和池淮里。池淮里在流经华埠的声溪上游，《广韵》有“停水曰池”，《尔雅》有“江淮河济为四渎”，是声溪下游的小冲积平原，常被雨水浸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华埠非屯兵之地）。高城里包括今苏庄镇、长虹乡及杨林镇大部（余部在龙山乡善政里），地势高峻，群峰环绕，是最接近江西的地方。民国《开化县志稿》所载的18个要塞有11个在这一带。其中以际岭关、大鳙岭、歇岭关、壕岭关、麦塘岭最为著名，这些遗迹就是现在看起来仍然十分险峻。际岭关在县北十一都源头（今何田乡境内，与长虹乡交界），即《方舆纪要》之百际岭，与江西婺源（时属安徽）交界，史载：“明初下徽州，元将李克鲁退屯浙西紫溪源，既而前军至界首百际岭，元兵逆战，大败之。”歇岭关在县西二十都古云台乡池淮里，《方舆纪要》称：“自岭向西，由白沙以抵德兴，为往来要道。”大鳙岭和壕岭关、麦塘岭都在古云台乡高城里。清《一统志》称：“大鳙岭，相传尧时洪水，有鳙鱼上游至此，水涸鳙枯，鳞骨山积，故名，与江西德兴交界，明末唐王命施福由此规取婺源。”壕岭关与江西德兴、玉山两县交界；麦塘岭与云雾山相近，与江西玉山交界。常山、开化自明崇祯以前诸志无存，这些关卡要塞建于何时、规模多大都难以考证，但其作用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防御外敌。而在五季初时，当然就成为吴越、淮南互相倾轧的必争之地。

    乾符后，各地农民起义勃发。此时，当保卫地方之任的藩镇弱肉强食、蚕食吞并，人民除了自卫之外没有自全之道，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自卫团，推举当地土豪为头目，率领团兵（又称乡兵或义军）保卫家乡。藩镇授给这些头目以军职，大的为刺史，小者为镇将，收得制服管内、防御外敌的实效。新安《程氏世谱》记载，乾符五年黄巢别部入篁墩，族人逃难解散，贼众遂营本宅，攻劫川谷，荡涤殆尽。为求自保，众推程澐为岩将，依东密山为寨。景福二年(893年)，杨行密以田顾所请，表澐仆射权知歙州，奏澐为歙州副兵马统帅、检校御史中丞，依前东密岩将，兼领马金岭防拓等事。程澐共传五世守东密岩，其弟东密岩将兼马金岭防拓等事程淘在《程氏世谱序》中有“……澐曰：司空见淮南太尉，幸为澐言，但得太尉府中一亲信至，相与共事，钱氏在吴越不足虑也”，而其子歙州都知兵马使、东密岩将程旭于乾宁间（894～898）归隐龙山（今杨林镇霞关）。可以看出，以东密山为依托的马金岭防御工事是属淮南杨吴的，而作为马金岭防御首脑的程旭于乾宁间归隐龙山，则龙山自然是属淮南的。古云台《唐下汪氏宗谱》载：“五八世汪记，字思问。天福四年为指挥使，守开化留隍寨。南唐受禅后官守如初，遂居云台唐下。”民国《开化县志稿》引《方氏谱》所载：“五季时，祖方庚成为开化留隍寨长，遂居开化。则开化之设有营寨旧矣。”由此可知，古云台留隍寨是开化有史可查最早的营寨，至少在天福四年（939）五代中期到南唐受禅后的这一时期，这一带的部分地区一度尚在淮南、南唐统治下。从“高城里”地名上看：里,《说文》作“居也”，《尔雅》作“邑也”，李注为“居之邑也”。高城，顾名思义，指的是高大的或地势高峻的城镇。若是将古云台十余个关卡要塞及群峰相连接，俨然一座兵城雄关。南宋抗蒙名将、开化人余玠领导的抗蒙山城防御体系钓鱼城堡垒突兀耸立、雄伟坚固，曾成功阻止蒙军第3次西征，使宋室延续20余年。余玠（1198－1253年）自幼生活在开化，虽时隔200余年，然经耳濡目染，其钓鱼城堡垒受古云台高城里雄关影响的可能性亦非没有。

    东密岩、马金镇（也建于唐末）与这一带的关联，已经不得而知。然而，将历史时期、时代背景及东密岩将程旭归隐龙山等联系起来看，淮南甘露镇在古云台乡高城里、古龙山善政里，亦即今以杨林下庄为中心，苏庄、长虹与江西交界一带是最合乎情理的。但岁月流逝，世事变迁，仍有许多问题无据可考。高寒先生是我的前辈，其学术水平和治学态度值得后辈称道。正是抱着严谨对待历史考据的态度，提出尚不成熟的观点，与之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