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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的情愫
2011年6月24日 17:22
“父亲节”到了。尽孝的子女们忙忙碌碌购置了各式各样的节日礼物，如鲜花、蛋糕、滋补品、礼酒等，从百忙中探望父亲，共享天伦之乐。而我的父亲则在四十多年前已去世，无法以尽孝道。多年来，“父亲节”成了我的一种负疚、一种无奈。每次节日临近，我的心总是被无尽的思念纠结着，撕咬着。为此，我只得写下一点文字以释怀。
我的父亲姚敬隆，开化解放前夕，曾参加郑士魁组建的地方游击队，缴过国民党金村乡公所自卫队的枪。1949年5月4日，游击队迎接解放军解放开化，随即加入了革命队伍，并与17个干部第一批到市里参加培训。
回来后，他曾任长虹乡解放后第一任乡长。开化刚解放时，土匪活动猖獗，父亲和同事们白天在乡政府上班，晚上为防土匪袭击，工作人员配一长一短枪支埋伏在野外。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开始后，父亲调任村头区公所秘书兼法庭庭长。之后，在县文教局、法院、农村政策调研组、县人委任职。当时，父亲文笔出众，曾在《浙江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上发表过新闻报道，被同事们尊称为“开化一支笔”。所遗憾的是这些文稿由于历史原因，档案存缺，未被保存下来。我清晰地记得《人民画报》当时刊登的舜山互助组社员激流中放木排的一个画面，并有几百字的文章，作者姚怀松，是我父亲的笔名。母亲回忆说，这篇报道当时得到的稿酬最多，人民画报社还赠送父亲一套镶有金边的书籍。这么珍贵的文史资料，却被我们儿时愚顽地作拆纸游戏而毁掉。为此父亲大为恼火，出手打了我们。
1957年，父亲因发表过一些当时被认为言行过激的文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父亲被划为右派后，组织给了两条路走，一是到林场接受劳动改造，二是回农村。父亲选择了后者。1958年，父亲带着屈辱和无奈，携一家四口人，返回菖蒲东坞老家。我十一岁那年春节，父亲挥毫写下一幅对联：“革命十载感党恩德，归农四春居之亦安。”我想，这可能是父亲对参加革命工作十年的缅怀和回乡四年所抒发的感想而已。
后来实行人民公社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恢复记工分制，原来相对自由的优势已不复存在。这样一来，就苦了父亲。一家人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穷愁潦倒的地步，母亲也弃我父亲而去，带着我们兄弟下嫁他乡，父亲从此也就孑然一身。由于政治前途的渺茫，家庭的支离破碎，生活上的穷愁潦倒，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休止的批斗，父亲怀着绝望的悲愤的心情，于1969年一个深秋的晚上，自缢于学校的窗棂上，结束了四十年的短暂人生。
1978年，中央55号文件解决了右派政治问题，并妥善安排了工作，如若父亲在世，在政治待遇上，他是可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虽然父亲无法享受党和政府给他的第二次政治生命，而我和弟弟沐浴了党的阳光温暖，落实政策招了工。之后，我努力工作，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评上县劳模，当了上供销社的主任。生活越过越美好，母亲今年做八十寿诞，四世同堂全家幸福。这一切，我想父亲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我的父亲姚敬隆，开化解放前夕，曾参加郑士魁组建的地方游击队，缴过国民党金村乡公所自卫队的枪。1949年5月4日，游击队迎接解放军解放开化，随即加入了革命队伍，并与17个干部第一批到市里参加培训。
回来后，他曾任长虹乡解放后第一任乡长。开化刚解放时，土匪活动猖獗，父亲和同事们白天在乡政府上班，晚上为防土匪袭击，工作人员配一长一短枪支埋伏在野外。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开始后，父亲调任村头区公所秘书兼法庭庭长。之后，在县文教局、法院、农村政策调研组、县人委任职。当时，父亲文笔出众，曾在《浙江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上发表过新闻报道，被同事们尊称为“开化一支笔”。所遗憾的是这些文稿由于历史原因，档案存缺，未被保存下来。我清晰地记得《人民画报》当时刊登的舜山互助组社员激流中放木排的一个画面，并有几百字的文章，作者姚怀松，是我父亲的笔名。母亲回忆说，这篇报道当时得到的稿酬最多，人民画报社还赠送父亲一套镶有金边的书籍。这么珍贵的文史资料，却被我们儿时愚顽地作拆纸游戏而毁掉。为此父亲大为恼火，出手打了我们。
1957年，父亲因发表过一些当时被认为言行过激的文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父亲被划为右派后，组织给了两条路走，一是到林场接受劳动改造，二是回农村。父亲选择了后者。1958年，父亲带着屈辱和无奈，携一家四口人，返回菖蒲东坞老家。我十一岁那年春节，父亲挥毫写下一幅对联：“革命十载感党恩德，归农四春居之亦安。”我想，这可能是父亲对参加革命工作十年的缅怀和回乡四年所抒发的感想而已。
后来实行人民公社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恢复记工分制，原来相对自由的优势已不复存在。这样一来，就苦了父亲。一家人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穷愁潦倒的地步，母亲也弃我父亲而去，带着我们兄弟下嫁他乡，父亲从此也就孑然一身。由于政治前途的渺茫，家庭的支离破碎，生活上的穷愁潦倒，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休止的批斗，父亲怀着绝望的悲愤的心情，于1969年一个深秋的晚上，自缢于学校的窗棂上，结束了四十年的短暂人生。
1978年，中央55号文件解决了右派政治问题，并妥善安排了工作，如若父亲在世，在政治待遇上，他是可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虽然父亲无法享受党和政府给他的第二次政治生命，而我和弟弟沐浴了党的阳光温暖，落实政策招了工。之后，我努力工作，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评上县劳模，当了上供销社的主任。生活越过越美好，母亲今年做八十寿诞，四世同堂全家幸福。这一切，我想父亲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来源：开化新闻网
编辑：汪东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