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埠七虎堂书院位于镇北黄泥岭下，即今华严古刹所在地，是开化最早的书院。据明弘治《衢州府志》载：“江纬，字彦文，常山江村人。据《四库全书·玉照新志》卷四“投辖录”载：“其少年美风仪，因患瘵疾(肺病)，医莫能治。有道人教之休粮(不吃五谷)，不语不衣，令入中岳观，但以木叶遮体，如是三载。观中道士以为奇货，每有游客，必作观之，号为“仙人”焉。疾愈还家，重温儒业。宋治平四年(1067)同弟江南迁居开化花园门一带)。元祐初(1086)创书堂于华川黄泥岭下，其侄少齐、少虞、江汉皆从受业，若负笈踵门而至者(背着书箱来求学的)有汪藻、程俱、李处权、赵子昼七人。”数年后，“元符三年(1100)，徽宗登报，应诏上书，陈“大中至正之道”，以太学内舍生上封事召对，赐进士及第，除太学正，任缙云县令，自此声名鹊起时，陆农师为左丞，以其女妻之。政和七年(1117)授太常寺少卿，改除宗正少卿，出知处州。宣和四年(1122)除直秘阁，知洺州。”随他学习的年青学子，也都相继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因为他们七人的文章气势磅礴，时人称为“文中虎”，故“擢科显仕后，遂匾(江纬)的讲学之堂曰七虎堂。”

　　建炎间(1127—1130)为官清正，耿直不阿的江纬终因“以直言忤时而罢归山林”。重归华川隐居后，从游诸贤，闻风翕然来归，游息斯堂。”江纬在《七堂虎·拜星月词》中这样写道：“退处乡关，幽栖林薮，舍宇第须茅盖。翠山獻清泉，启轩窗遥对。遇等闲、邻里过从，亲朋临顾，草草便成幽会。策杖携壶，向湖边柳外。旋买溪鱼，便斫银丝脍。谁复欲痛饮，如长鲸吞海。共惜醺酣，恐欢娱难再，矧清风、明月非钱买。休追念、金马玉堂心胆碎，且斗樽前，有阿谁身在？”官场的黑暗，既使他感到心寒和不平，也使他深感无能为力。建炎四年(1130)二月，金兵临秀州，程俱以病乞归，师生俩人又相聚一起畅游于青山绿水之间，诗酒唱和，甚感愉悦。离别不久，程俱即赋诗一首《秋绕行南谷经荒村》寄给江纬通过与他和仲嘉纵游山间情景的追忆，表露自己对友人的思念，并希望他来长虹故居饮酒尝景。诗云：“往追双玉人，芒履踏严谷。阿咸今独往，宰上森拱木。公来定何时，旧唱犹能续。寻壑复穿云，仙山看飞鹿”。而是时江汉、汪藻等人正在外地为官，虽不能亲来安慰老师但相互间仍有诗词往来，诉说心声。汪藻的《拜星月词·和韵》中这样写道：“燕夏雍容，虎堂深邃，当日曾陪冠盖。取次园林，有青山相对。向其中，樽酒论文，朋簪盍聚，彼此无非心会。闲倚高松，送孤鸿天外。甚无端，却忆鲈鱼脍。匆匆去，便把余生留江海。回首茅檐，忽经秋一载。念故人，烟月论溪买。长清夜，万倾樽前寒光碎。已做归期，问鱼矶仍在。”充分说明了这点，尤其是魏公张浚之子张南轩“以亲故亲至(华川)与少卿吟咏是堂：“万里烟堤，百花风榭，游女翩翩羽盖。彩挂秋千，向花梢娇对。矧门外，森立乔松，百花争丽，犹若当年文会。廊庙夔龙，暂卜邻郊外。讲真率，玉糁金齏脍。同萧散寄傲，樽壘倾北海。佳处难忘，约追欢须再。况风月，不用一钱买。但回首，七虎堂中心欲碎。千里相思，幸前盟犹在”。

　　绍兴元年，宋高宗召程俱为秘书少监，俱摭三馆旧闻，比次为书名曰：“麟台故事”，九月除中书舍人，仍兼侍讲。此时，俱正在会稽虽公务繁忙，然与纬仍有诗词往来。《和答江彦文送行长句》云：“醉里求名苦不情，倏然谁信万缘经。却观尘境端如梦，更喜悲栖得此生。游客乍归寒雀噪，上山还去晓猿惊。会当蜡屐同幽讨，无限青山照眼明。”以示对归隐山林的留恋和友情的追忆。时，江纬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接到程俱寄来的诗后，遂回诗一首，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平和无奈。程俱阅后再回七律一首：“赠行新句比阳春，朝奏当年竦缙绅。素叶异时应有待，玄谈高处亦无伦。平生肮脏皆华首，阅世崎岖信损神，只恐鹤书还赴陇，未容公作独醒人。”在盛赞他刚直不阿性格的同时，又真诚的安慰和鼓励他。如此诗词往来，直至江纬去世，程俱还专赴潭口祭悼并题诗以示自己哀痛之情。

　　“七虎堂”到南宋中晚期，已渐残败。于是，江氏在此旧基上修建了七贤堂，以示纪念。淳熙间，朱熹奉旨巡视金衢常开之地灾情，亲临华埠拜访江氏，并写下《寄题江氏七贤堂》绝句云：“千里相思月满天，故人茅栋结华川。乡童也识文中虎，高节清风播七贤。”作为开化创办最早的书院之一的“七虎堂”，不仅为当时造就了诸如程俱、江少齐、少虞、江汉等一批贤臣名儒，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后来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初江子颐在五言古诗《七贤堂赞》中写道：“峨峨三衢山，亭亭七贤堂。山寿亘今古，贤名与俱长。贤以政事著，炫日华文章。一一在简册，烨烨流馨香。”在追忆“七贤堂(即‘七虎堂’)”昔日的辉煌以后，突然笔锋一转：“所以载雪溪，卜筑堂之傍。闻孙人中龙，少小真昂藏，论道讲列圣，读书满千箱。”戴雪溪乃万州太守戴埻的祖父，为什么他的临清楼要依傍着“七虎堂”的遗址而造呢？就是要以先贤为榜样，不断鼓励和时时鞭策后代子孙，努力学习奋发上进。果然，苍天不负有心人，正如乾隆时的吏部尚书刘墉，在《戴氏宗谱》序中所写的那样：“自彦则公(即戴埻)为德为民后，经文纬武佐邦国者，累累不绝。”至道光年间，竟出了一位官居刑部尚书的一代廉吏戴敦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