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8日 09:09

余玠（1198—1253），字义夫，号樵隐，宋资政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南宋著名的军事家与战略家。据村头青嶂《余氏宗谱》载：宋高宗南渡，其先祖椿年举家迁徙至衢之开化，住居金水芳山（即今村头芳林）。庆元戊午年（1198）十二月辛未，母巩氏感异梦而生。

玠少年时，力学雄浑，气宇魁昂，观书，则一览成诵，为文，则下笔成章，除经史之外，喜作锺王草书。至于功名，常以诸葛亮、郭子仪自比，胸怀四方之志。一日语同窗曰：大丈夫安能碌碌依阶以求进？！遂辞别故乡芳山，束书负笈，赴江西庐山白鹿书院，从李宏斋、黄勉斋诸老，学明经济世之学。因与友品茗，与茶馆老翁发生争吵，怒殴老翁致死，为避罪，遂逃至襄阳。绍定六年（1233）理宗委派赵葵任淮东制置使，以加强扬州防务。得知此消息，余玠急自襄赴淮，途中夜宿旅店，满怀愁绪，彻夜难眠，遂挥毫写下《瑞鹤仙》词一首：“怪新未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寒鸿音信。    争忍。勾引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晕。家僮卧困。呼不应，自高枕。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饮。”以展示当时的心境。时，玠虽为一介布衣，却怀报国宏志，满腔热血奔波于淮安、高邮、兴化间，举义旗，焚盗粮、杀贼众。因此一赶到杨州后，忙自荐于赵府，上谒《水调歌头》一词，表达自己要建功立业之壮志：“一片英雄胆，七尺丈夫躯。皇天生我，不知此意竟何如？欲展腾空羽翮，曾作宋郊沛蠲，壮志未全舒。长啸一声起，烟雾霭东吴。

腰金带，悬金印，佩金鱼。纵饶命簿，这些勋业豈容无。搏虎屠龙伎俩，烹凤钓鰲手段，谁知这规模。从此露头角，一跃到亨衢。”真可谓慷慨激昂，浩气长空。赵葵读罢拍案叫绝，赞其是奇才大器，便留玠于幕府中，待有功后提升重用。

理宗嘉熙元年（1237）冬，蒙古兵大举入寇，声震河洛。二年（1238）9月，余玠率领精兵大败入侵江淮的察罕蒙军，解除滁州之危。时，赵葵、张迪守洛阳，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玠闻檄，即力疾起，提劲兵连夜载雪衔枚倍道赶赴，血战城下，遂解洛阳之围。四年（1240）春，蒙古兵建造舟船，练习水战，准备秋末水陆并进，大举犯宋。玠闻讯急召部属商议，以先发制人之策略，亲督舟师，沂黄河直抵东京城下，乘夜急行，悄悄潜入河中，如天兵飞降，突然而至，于汴城河阴焚舟断桥，蒙古军被击遂败走。因功余玠被授于淮东制置副使。在论朝政时，对当时朝臣轻武重文，导致文臣武将互不信任，相互攻击，大胆地直论自己的看法。他对理宗说：“方今指即戎之士（武将）为粗人，斥为哙伍（指西汉将军樊哙），顾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体，勿令偏有所重，偏则必至於激，非国之福”。理宗听后称赞说：“卿人物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1241年，蒙古军队见两淮一时难以攻克，改变策略，以主力进攻四川，想取道云南、两广直插南宋的腹地。淳佑二年（1242），理宗任命余玠以兵部侍郎衔出任主管四川军政大权的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是时，西部局势混乱，民不聊生，两川无复纪律，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杀守宰，荡无法度，朝中官吏都畏惧到蜀地为官，然玠受命后，即语赵葵曰：“天下有何不可为之事，只恐无天地以容此身，无日月以照此心，苟有天地日月，世间之事便可为矣！”语毕慨然就道。

淳祐三年（1243）二月，余玠至重庆接替前任制置副使彭大雅，到任之后，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改治上，他整顿吏治，健全官僚机构，明令凡流散居在内地官员，不再列入四川范围，缺员另选填补；军事上，他审查功劳，重赏优秀士兵，贯彻军功补官制度，赏功罚过，追功抚恤；在用人上，他选贤任能，随才任用，严肃纲纪，严惩贪官残吏，恢复经济，安抚民心。他于衙府侧建造宾馆，悬榜招贤，凡遇有才能者，均热情接待，耐心听讲，以嘉宾礼之，对献策之人，可采纳的量才任用，若不能采纳，也厚礼相赠以示感谢。余玠的气度与精城招致许多有识之士，诸如播州隐居于蛮中的名士冉王进、冉璞兄弟，为谢玠不厌礼接，献计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胜于十万师远矣。”此二人后来成为余玠建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得力助手。

余玠入主四川后励精图治，采取创耕屯田、复苏商业、劝耕促农、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措施，如此数年农业丰收，商贸兴旺，四川大治。蜀之百姓无不称颂曰：“今日见官仪矣”。七年五月升徽猷阁学士，十年三月进龙图阁学士。

十一年（1251）六月，宋理宗下诏，表彰余玠之功。十二年（1252），蒙古军汪德臣、火鲁赤部集中20万兵马围攻嘉定，来势汹猛，进抵乐山。余玠凭依嘉定城池及周围城堡，组织一场会战。以劲兵三千大败敌兵二十万之众，斩杀及俘虏无数，在军事上创下了以少胜多之典范。因抗蒙治蜀有功被晋升为兵部尚书。然而自1250年，赵葵被罢免宰相和枢密使之职，主和派再次占了上风后，理宗对他就逐渐冷淡。1251年，反战派谢方叔出任左相兼枢密使，常在理宗耳边搬弄，胡说：“余玠在四川已失军心”，理宗受其惑，遂一改初衷。1253年，谢方叔勾结参知政事徐清瘦，诬告余玠掌握大权“不知事君知礼”，并献计，要理宗“出其不意而召之”。理宗听信谗言，乃以“资政殿学士”下诏召余玠。玠闻召心不自安，不久又接圣谕朝廷派余晦为司农卿、四川宣谕使，接替他职。时玠已重病缠身，知余晦乃一庸才，如此危亡之秋，他来接替，蜀地必定难保，忧愤至极，一夕暴疾而卒。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欲收复失地，一统河山的壮志未酬，竟於十八日撒手人寰，薨於重庆。余玠者，蜀之长城，竟毁于小人之口。蜀人闻知，莫不悲痛欲绝。十月，其子如孙奉旨扶公之柩，安葬於溧阳荆山之原（玠之死亦有仰药而亡之说）。

宝祐二年（1254）侍御史吴燧等论余玠聚敛罔利之罪，朝廷偏信其言，不作调查就下诏抄没余玠家财。理宗待功臣如此，有功将士谁不感到心寒，南宋岂有不早亡之理！

注：余玠叔祖后裔家居荆州，玠曾在此地为官，谱为同宗，故《宋史》误将玠作荆州人。

来源: 开化新闻网 　作者: 高 汉 　编辑: 张正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