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4日 22:19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建设曾广泛采用了纽约模式和洛杉矶模式，追求空间上的巨大、规模上的广阔、外观上的豪华。日益同质化的大城市出现了人口密度过高、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造成了严重的人文危机和生态危机。不过，将这些问题笼统地称为城市病并不准确——许多中小城市尚未被纽约模式和洛杉矶模式所同化，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为了守护这些希望之城，我们必须更为谨慎地筹划其未来，尤其是它们的生态学前景。作为这种立场的体现，本文将从生态学的角度阐释中小城市建设应该具有的三个美学维度。

生态学的差异原则与中小城市的个性化之美

美国学者理查德·瑞吉斯特是位知行合一的城市问题专家，其代表作《生态城市》受到众多同行和读者的好评。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他曾意味深长地总结道：“每个生态城市都是不同的。”[1]这种说法将生态学的差异原则落实到城市文化层面，敞开了生态城市所应该具有的个性之美。对于中小城市规划者来说，凸显生态学视域中的个性之美无疑是个值得重视的思路。

    生态学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要求还原万物在生态体系中的真实位置。1869年，德国人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生态学概念时，将两个希腊词okios（家)和logos(研究)组合起来，造出一个新词oekologie（1873年被翻译为英文词ecology），以之意指“研究生物体在家（环境）中生存的科学”。[2]按照这种定义，所有生物体均是自己生活的主体，都有自己不可忽略的利益，因此，其okios不能也不应被忽略。地球上已经发现的物种多达1400万，但这仅仅是冰山之一角——据估计，总的物种数量可能出于600万到1亿之间。[3]考虑到每个物种都有其成员，我们可以想象地球上okios的数量是何等惊人！由于物种之间具有巨大差别，这些数量惊人的okios是高度分化和个性化的。认识到这个事实的生态学家们普遍重视多样性，强调差异原则和共生原则：

多样性（差异）增加幸存的可能性，增加形成新生命模型的机会，增加形态的丰富性。所谓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应该被理解为在复杂关系中共在和合作的能力，而不应该被简单地领受为杀戮、剥削、压迫的能力。‘活且让他者活’比起‘你死我活’是更强有力的原则。[4]

在这种生态学视域中，“将多样性最大化”、“将共生最大化”、“将复合性最大化”乃是一种具有救赎品格的美学行为：美在差异，差异即美，守护和强化差异就是守护和强化美本身。从差异原则出发，生态美学家普遍强调人类居住地应该具有依于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个性之美。根据他们的论述，本文认为这种个性之美应该具有两个维度：

1.以地方性的自然生态为原始尺度的个性之美

非人类生命是地球上的资深居民。与长达数十亿年的历史相比，人类的经历无疑要单纯得多。从这个角度看，它们确实是人类的“先生”，以它们为师是人类的荣幸。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非人类生命形成了无数小的生命社区。由于生物体不可还原的互生和互动，这些社区都具有自己的个性。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更没有两个一样的生态社区。任何城市都处于或大或小的生态社区中，因此，符合生态学原则的城市规划必须以自然生态为原始尺度。根据理查德·瑞吉斯特的总结，人们普遍同意的生态城市设计原则共有12条：（1）恢复退化的土地；（2）与当地生命条件相适应；（3）平衡发展；（4）制止城市蔓延；（5）优化能源；（6）发展经济；（7）提供健康和安全；（8）鼓励共享；（9）促进社会公平；（10）尊重历史；（11）丰富文化景观；（12）修复生态圈。[5]其中，“与当地生命条件相适应”、“尊重历史”、“修复生态圈”都体现了尊重自然生态的城市建设理念。从逻辑上讲，中小城市人口少、面积小、消费总量低，更容易实现尊重自然生态的原则。为了让人类社区有利于生态社区的持续存在，中小城市规划应该以自然生态位规划依据，创造源于环境特征的城市个性。恰如自然生态社区本来就具有自己的独特品格，缘于环境特质的城市规划更容易显现出圆融的个性之美。在此方面，中国已经有许多成功的先例。丽江、凤凰古城、香格里拉都是具有这种个性之美的艺术品。

2.以地方性的人文生态为基本参照的个性之美

自然界是天、地、生命三元游戏的产物，城市则是人类的作品。房屋、街道、商店、公共广场都诞生于人类的筹划和劳作。每座城市的最早建设者都接受了自然生态的馈赠，又对它们进行了重新组合。于是便有了不同于自然生态的人文空间。人文空间的出现、增殖、更替造就了城市的历史性。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曾犯过不珍惜历史性的错误，喜欢在推倒重建的断裂感中体验自己的力量。然而，人和自然生命都是历史性的存在，漠视历史性就是漠视人乃至生命自身，推倒重建的暴力美学造成了严重的自然-人文危机，在追查危机起源的过程中，西方环境美学家瑟帕玛曾指出：城市建设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从头开始，而是“新的要适合于旧的”，参照地方性的“自然历史维度”和“文化历史维度”。[6]与自然生态相比，人文生态承载着各种传统、风俗、习惯、感知方式，具有独特的个性和地方性。以这种人文生态位基础和参照，中小城市更容易形成有根的个性化之美。

作为天、地、人三元游戏的产物，城市拥有个性化的“自然历史维度”和“人文历史维度”，显现着生态学和人文学意义上的地方性。在西方，珍视个性化生活环境的思潮常常被称为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 regionalism）。地方/地域（place/region）是现代生态学的重要概念，尊重地方性(包括地方哲学乃至地方美学)是生态主义者的共同特征。“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动”是生态主义者的实践原则。落实到居住、建筑、城市规划层面，生态主义者试图调和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关系：

两种主要的‘居住’理念存在于环境思想中，一个是地方性的，一个是国际性的。我们‘全球化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这个口号同时显示了生态思想与它对现实政治的实际影响的对比，也展示了调和两种观念的企图。[7]

世界由地方构成，全球性归根结底是复数化了的地方性，对世界的爱必然显现为对地方的爱。由于这种体悟，当代生态主义者更加偏爱特殊的地方——个性化的生命空间，人在小的地方栖居更容易观照自然。只有尊重这种地方性，中小城市才能敞开和强化其个性化之美。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建设者喜欢求大、求新、求同，使大多数城市群面临“个性危机”。为了避免这种趋势继续蔓延，我们必须放弃“推倒重建”的暴力美学，代之以尊重“自然历史维度”和“人文历史维度”的生态城市美学理念，凸显中小城市的个性之美。

生态学的共生原则与中小城市的双重宜居之美

中小城市要显现个性化之美，就要尊重地方性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生态世界是人和其他有机体的家，尊重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就是尊重人和自然生命，因此，中小城市的个性化之美直接意味着双重的——对与人和其他生命——的宜居之美（共生之美）。后发的中小城市尤其需要实现这种美学理念。

共生是生态学的基本理念。“生态学家是研究物种的分布、丰度以及物种与环境关系的科学家”，因此，他们关心的是生命在地球上的命运。[8]在生态学视野中，人不过是众多物种之一，并不在天、地、生命的三元游戏中占据特殊地位：

    地球不只是人类使用也不只是人类的居住地，动物和植物甚至自然构造物也有它们的权利，这些权利不能受到损害。[9]

城市虽然是人类的创造物，但其居民不仅仅是人类个体。即使为人类的福祉着想，宜居的城市也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非人类生命（如植物和部分适合城市环境的动物）。物种比例失衡的大城市往往不适合人类本身居住，常常沦落为富裕阶层逃避的对象。许多人之所以越来越喜欢到郊区和小城市居住，是因为那里拥有人与其他物种共存的生态体系。现代城市设计者部分意识到了这个道理，提出了花园城市理论，认为好的城市应该将“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尤其是要具有较高密度的绿带）。[10]不过，花园城市理论仅仅属于生态城市理念的早期形态——它以人类为中心的模式意味着根本性的局限：由于未充分考虑到非人类什么的福祉，它对人类的益处（实用的和美学的）也极为有限。现代生态城市理论已经远远超越了花园城市模式，开始探索建设双重宜居城市的道路：（1）对于人而言的宜居：既要满足人对创新、丰盈、便利生活的追求，又要为人类提供健康的生活环境、美和其他有意义的精神维度；（2）考虑其他生命的福祉——作为生物公民，其他生命也有在城市居住的权利，对这种权利的恰当尊重对人类有利（如为人提供健康的生存环境和美的景观）。为了实现这双重的宜居品格，一种新兴的城市美学原则正在兴起。

人类学层面上的宜居美学

    在这个层面，符合人作为物种的生命需求是基本原则，与此相适应的城市才可能被认定是美的。现代城市规划本想凸显人的自由，但过于强调物质手段却使钢铁、石油、水泥成了城市的主角。生态美学视域中的城市规划开始纠正这个错误，要求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无车的公共空间（如景观广场、购物中心、公园、娱乐场所、历史遗迹区）、步行小区、生态建筑、城市周边的永久农业区，都是这种理念的体现。巴西的库里蒂巴和新西兰的怀特里克就是践行这种宜居美学的城市。中国已经有许多城市开始重视这种美学理念，但其力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

物种层面上的宜居美学

     从根本上说，人之所以能在城市中居住，是因为它隶属于全球生态体系。亦即，天、地、生命的三元游戏也发生于城市中。出于对这个事实的尊重，生态城市的建设者倡导物种层面的宜居美学。库里蒂巴市长杰米·勒纳（Jaime Lerner）认为“城市中很少有建筑设计得比树更美”，带领市民大量种树，增加植物公民的比例。[11]此举既推动了植物生命在城市中的复兴，又改善了空气质量，因而大受欢迎。不过，如果仅仅重视那些给人类以直接益处和美感的物种，天、地、生命的三元游戏就无法充分展开，而某些可能威胁人的物种又不宜离人太近，所以，实现物种层面的宜居理想需要调和的艺术。当代生态城市的探索者们设计出了许多方案。其中最为可行的是建设郊野公园和保持城市周边的原发生态区。除此之外，他们还设计出了鸟巢（一种多层次的绿色建筑，其不同的楼层有不同的植物，可供各类鸟儿栖居）、垂直社区（花园、果园、咖啡馆、停车场、居民区构成有层次的生态体系）、生态村（处于自然环境中或拥有“永继农业”的小社区）等筑居模式。这些模式敞开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并非永远是其他生命的受难之所，它也能展示双重的宜居之美。

 由于以上两种可能性，当代社会学家已经不再坚持城市/乡村、文化/自然、人/非人类生命的二分法。他们提出了自然社区和社会化自然等具有建设性的命题，力图显示社会与自然交织和共生的前景。[12]当这种努力落实到城市规划层面时，本文所提倡的双重宜居之美就会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诞生。不过，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均等地实现这种规划。西方新城市主义者认为，人们能接受的活动范围应该在0.25英里（约4公里）之内，因此，小城市比大城市具有更好的宜居品格。[13]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中小城市人口密度比较低，具有相对大的郊野空间，可以供人和其他生命更从容地栖居，更有可能获得双重的宜居之美。

生态美学的超越品格与中小城市的诗意之美

无论是强调个性之美，还是言说实现双重宜居之美的可能性，我们都是在美学视域中思考问题。从理论上讲，美学（aesthetics）既是种学问（感性学），又表征着特定的立场（审美态度）。在使用生态美学这个术语时，我们更多地着眼于美学的后一个含义，强调的是生态世界的审美价值。生态世界是人的家园，以审美的态度对待它意味着以审美的态度在家（okios）。对于这种态度，海德格尔曾给出过恰当的命名：“诗意地居住。”这种强调居住诗意（审美品格）的观念影响了无数建筑学家，推动了生态城市家族的扩展。中国的中小城市应该克服仅仅追求实用性的单调品格，凸显人与自然共生而又富有个性的诗意之美。

在提出“人诗意地居住”这个短语时，海德格尔曾反复回顾和阐释荷尔德林的名作：

      充满劳绩，并且诗意地

      人居住在这个大地上。

      （Full of merit,yet poetically man

        Dewells on this earth)

他认为，人的劳绩在于“培育大地上的成长之物和关心它们的增殖”，而“培育和关心”则是居住的一种方式，因此，对世界保持前亲切态度是“诗意地居住”的前提。[14]那么，究竟什么是诗意呢？海德格尔给出的答案也是诗意的描述而非精确的定义：“但是，仅当诗（诗意）出现和显身，并且以我们略知一二的本性采用作为尺度的尺度时，栖居才发生。”[15]这等于说，诗或者诗意本身既是基础和尺度，又是人类居住的基本能力。在另一名篇《建筑·居住·思想》中，他给出了更具体的答案：

        你和我，我们人类在大地上的方式就是居住。成为人类意味着作为有死者存在于大地上。此即居住。古词beuan说出了人即是居住者，不过，beuan又同时意味着珍视和守护，保持和关爱，尤其指耕种土地和培育葡萄。[16]

由此可见，“培育大地上的成长之物和关心它们的增殖”就是居住者——人——之劳绩，居住的基本能力就是关爱和守护天空之下和大地之上的万物，而诗意就发生在这种劳作中。在以后的论述中，海德格尔将关爱、守护、保持的对象界定为天、地、神、人的四元游戏。从本文的观点看，将诗意理解为对天、地、生命三元游戏的关爱、守护、保持、推动更为妥当：其一，神并非存在于任何文化语境中；其二，单纯强调人在游戏中的显现尚未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遗痕。事实上，对于生态城市的倡导者来说，海德格尔上述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并非是其关心、保持、推动天、地、生命三元游戏的立场，是其从天、地、生命三元游戏中发现、观照、体验诗意的审美态度。如果生态城市能够有助于“培育大地上的成长之物和关心它们的增殖”，那么，它就会显现出其特有的诗意之美。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培育大地上的成长之物和关心它们的增殖”需要两个基本法则：（1）让万物保持其本性；（2）守护万物之间的亲近关系。[17]这都要求人超越功利化的立场，不再将生命仅仅当作手段，而是将其领受为自立、自持、自由的存在。落实到城市建设层面，显现这种诗意之美的主要路径是：尽可能地尊重、维系、守护人和非人类生命的自立品格。除非绝对必要，人不应该改变城市所在地原有生物公民的生存方式。在这方面，北欧的部分城市堪称典范。芬兰的城市建设者们充分注意到了保留原有生态的重要性。他们对自然景观的保护如此之好，以至于“松木沼泽、草地沼泽和云杉沼泽”依旧是“芬兰沼泽地的三和弦”。[18]中国的中小城市人口密度较小，更有条件借鉴北欧模式，尊重、守护、维系生命的自立品格。不过，这种尊重、守护、维系仅仅是显现城市诗意之美的必要条件。要使天、地、生命三元游戏的诗意充分显现于城市场域，我们还必须将非人类生命也当作美学创作的主体——原初艺术家。将非人类生命视为主体是生态美学的基本命题：非人类生命不仅仅是美的，而且是美的创造者。美国生态批评家威廉·鲁克特曾说：“绿色植物是地球上最有创造性的肌体之一，它们是自然的诗人。”[19]环境美学家瑟帕玛亦言：“大自然——字面意义上的创造者——和自然力也许扮演了隐喻意义上的艺术家的角色。”[20]北欧作家查克·斐多德斯等人在《芬兰制造》一书中写道：“河水，这篇土地的雕刻者，在北方的河道中疾速奔流。”（同上）如果将自然生命理解为艺术家，那么，人与他们的相遇就会别具意味：当他们不再仅仅被视作客体而是被还原为主体时，人就会产生与之对话、交流、合作的激情。我们将某些自然物命名为“三姐妹”、“望夫石”、“岁寒三友”，就暗示了这种立场：人可以像面对人一样面对山脉、石头、河流、动物和植物。西方生态主义者借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将这种立场命名为对话模式：

在自然的伟大网络中，所有存在都值得认知，均可以发出声音。由此出发，生态文学批评应该探讨作者怎样表现风景中人类与非人类声音的相互作用。[21]

对话模式之区别于独白模式，就在于它让“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在其中相互作用”。落实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它要求人倾听自然生命的声音，与自然生命对话，与自然生命合作。如果说诗意首先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亲近态度，那么，人在与自然生命对话和合作的过程中无疑会体验到生存的诗意。以对话和合作模式引导城市建设，诗意就会获得诞生的机缘。通过恰当的城市空间设计，居民可以不断地与自然艺术家相遇，其审美激情会被持续地激发、增强、维系。在这种洋溢着审美氛围的城市空间中，人才会“诗意地居住”。为了让人和自然艺术家更方便地相聚和共事，瑞吉斯特等人反对大城市的蔓延，希望以小的生态社区模式取代纽约模式和洛杉矶模式。德国生态神学家莫尔特曼则要求人放弃担当主角的冲动，学会以观众身份欣赏其他生命在世界剧场中的演出。[22]这些倡议虽然依然是试探性的，但它所推动的实验却通向”诗意地居住“的美境。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我们完全可以用对话、合作、交流模式代替主体-客体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创造的境界，并在这种境界中体验诗意之美。

简短的结语

在生态学视域中，实现中小城市的个性之美、共生之美、诗意之美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生态学意义上的个性之美源于人对自然的尊重，意味着对地方性生态体系的爱，因此，它必然显现为双重的宜居之美；强调人和自然的共生之美又要求人放弃对待世界的纯功利态度，而这又为诗意之美的出场创造了前提。总而言之，中小城市建设完全同时可以实现其个性之美、双重的宜居之美、诗意之美，成为演绎生态奇迹的希望之城，显现其独特的优势。

来源: 开化新闻网 　作者: 王晓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编辑: 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