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4日 22:19

【中文摘要】文章主要探讨了海德格尔道说（Sage）语言观的核心“词物共在－生成论”语言思想及其生态美学内涵，认为该语言哲学既不同于古代－近代的“词物对应－反映论”，也不同于建立在现代语言科学基础上的“词物分离－符号论”，认为存在即道说（Sage），道说即语言，人类有声语言只是对道说“寂静之音”的有声应和，存在的生成性决定了语言也是生成的。其生态美学的内涵在于，反主体论语言观，“自然”的出场，对语言的倾听和敬畏。

【关键词】道说（Sage） 大道   “词物共在－生成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出于对现实生态问题、美学理论及学科建构的关注等诸原因，生态美学研究方兴未艾，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至有学者将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从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走向“生态美学”的逻辑进程^（1）。尽管这种描述尚可商榷，但生态美学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并持续至今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此过程中，一些学者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作为生态美学体系建构的哲学理论基石，做了深入细致的挖掘和阐发^（2）。可以这样说，从思维方式、基本范畴到哲学命题，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在深刻塑造着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基本形态和气质。当然，学界对其思想中潜存的生态维度的开掘也只能说刚刚开始，有待深入。这其中，对海德格尔后期“道说（Sage）”语言思想与生态美学研究的关系尤其需要深入探讨。这不仅因为“语言”与“生态现实”息息相关，在“以高度符号化、语言化为标志的”“后工业文明”中，“符号在现实形态上遮蔽了自然”，而且从观念上，“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强调话语优先性的解构性的后现代理论，则从观念上根本性的取消了自然”^（3）。尽管海德格尔生活在后工业文明的前夜，但他在五六十年代提出的“以词物共生论”^（4）为核心的“道说（Sage）语言观”，却对已经迈向后工业社会进程中的人类提供了极大的理论和现实启发，对生态美学文化的研究具有“历史性的建构作用”^（5）。本文试图通过进一步阐发海德格尔的“道说语言观”，响应并呼吁学界重视“语言与生态”的关系、“语言理论与生态美学研究”的关系等诸问题，推动并深化生态美学的研究。

一、道说“Sage”语言观的提出

    1959年1月，为准备由巴伐利亚艺术协会和柏林艺术协会举办的题为《语言》的系列演讲，海德格尔写作了《走向语言之途》一文。该文后来被海德格尔全集第十二卷《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收录。在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这样定义语言的本质：

    “Im Hinblick auf die Bezüge des Sagens nennen wir das Sprachwesen im Ganzen die Sage und gestehen”^（6）。（“有鉴于道说之关联，我们把语言本质之整体命名为道说（Sage）”－参用孙周兴先生的译法）。整个五十年代，“Sage”始终是海德格尔谈论语言本质时的核心语汇。“Sage”在日常德语中是个阴性名词，有传闻、谣言；传说之意，但海德格尔明言，他对该词的使用并不着眼于上述意义。既然如此，何为“Sage”？他说，

    “Nach dem ältesten Gebrauch des Wortes verstehen wir die Sage vom Sagen als dem Zeigen her und gebrauchen zur Benennung der Sage,insofern in ihr das Sprachwesen beruht,ein altes,gutbezeugtes,aber ausgestorbenes Wort:die Zeige.”^（7）（根据这个词语的最古用法，我们要从作为显示的道说出发来理解die Sage，并用一个古老的、足可证实的、但已然消失了的词语die Zeige，来命名语言本质居于其中的die Sage“道说”）。

海德格尔说，他是从“vom Sagen als dem Zeigen”理解“die Sage”的。Sagen 和Zeigen分别是由动词sagen和zeigen转化来的动名词形式，前者在现代德语中指“说、讲、告诉、对┈表示看法”；后者则意指“指示，让┈看；显示出，显出，流露出；出现，露面”等。作为动名词的Sagen 和Zeigen秉承了动词的内涵，在用作名词时自然具有“说”、“显示”之意。“vom Sagen als dem Zeigen”应译为“作为显示的言说”。但海德格尔并不满足于现代德语对它们的解释，他进一步从词源学的角度认定，作为显示的“Zeigen”与德语中早已消失了的“die Zeige”有词源关系。对于“die Zeige”，海德格尔语焉不详，只是借助让·保罗将“die Erscheinungen der Natur（自然的显现）”命名为“den geistigen Zeigefinger(灵性的指示)”的例子，以现代德语复合词“Zeigefinger（食指）”一词作为例证证明“die Zeige”曾经存在和所具有的“自然的显现”之意。在海德格尔看来，从“Zeigen”理解的作为“显示”的“Sagen”，其最古老的含义应该是“自然的显现”。在谈论语言的其它文章中，海德格尔还借对古希腊语“φαίνεσθαι”的分析探讨“显现”的古老意蕴。例如五十年代中期，海德格尔在接受日本学者手坟冢富雄的采访时说，“对于希腊人来说，‘φαίνεσθαι’[显现]意味着自行闪现并且从中显现出来”^（8）。“作为显现，自行显示（das Sichzeigen）标识着任何方式和层面的在场者之在场和不在场”^（9）。“Sichzeigen”在德语语法中是个“反身动词”，即作该动词宾语的人称代词与主语为同一人或事物。“Zeigen”之作为“Sichzeigen”意味着，“任何方式和层面的在场者”之“显现”是“自己将自己显现出来”。对显现的如此理解逈异于人们的一般看法，一般认为“人”才是显现的“施动者”，从中显现出来的“在场者”是“受动者”。海德格尔利用德语语法的特点巧妙的传达其存在论哲学，提出了新的显现观，即“显现”不是人对在场者的显现，并非是“人”凭借语言将其“显示”出来，而是在场者本身将自己显示出来。海德格尔由此得出结论说，“鉴于道说的构造，我们既不可一味地、也不可决定性的把显示归因于人类行为”^（10）。“语言首先而且根本地遵循着说话的本质显身，即：道说。语言说话，因为语言道说，语言显示”^（11）。至此，我们可以稍作总结，从作为“自行显现”的“Zeigen”理解的“Sagen”即语言的本质，也就是“die Sage”。

梳理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海德格尔对语言作为“Sage”的致思路径：第一，从动词“sagen”的动名词形式“Sagen”解释名词“Sage”，认为应当从作为“动词”而非作为一个“名词”的角度理解语言的本质，语言作为“言说”是一个“过程”而非“对象”。做为动词还是作为名词来理解在海德格尔那里不是纯粹的语法现象，其哲学上的用意在于他所思考的语言不是现成静止的思考对象，而是一个不断运动生发的过程，这可算作是对语言的“动态化”理解；第二，从由动词“zeigen”转化来的动名词形式“Zeigen”解释“Sagen”，认为语言作为言说是“有所显示的言说”。这意味着，言说总是“有所指”。在言说中，有东西“显现出来”。这可视作对语言的“及物化”理解；第三，从已消失的古德语词“die Zeige”解释“Zeigen”，并利用德语自身的语法特点将“显示的言说”解释为“自行显示（das Sichzeigen”的言说。“Zeigen”并非是“人”凭借语言将在场者“显示”出来，而是在场者本身将自己显示出来。“在场者之自我显现”便是语言的本质即道说“Sage”。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人的“有声语言”不过是对在场者之自我显现的“无声道说语言”的倾听和应和，是“语言说”，而非“人说”，这可算作是对语言的“超人类化”理解。如果说，该致思路径的第一、第二步尚易理解的话，那么第三步听起来的确有些匪夷所思，因为它完全超出了我们对语言的惯常认识。我们习惯于把语言作为人类创造并特有的符号体系和交流工具，用它来指称客体世界，传达主体思想，展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海德格尔对语言的思考却大大超出习见，居然认为在场者自己显示自己，其自行显现即道说“Sage”，即语言的本质。我们人类借助于符号的有声言说，不过是对事物言说、语言说的倾听，不是语言的本质。

事实上，海德格尔关于“Sage”的上述看法，是其在“大道（Ereignis）”哲学观的视域中看待语言现象的必然逻辑，是对语言本质所作的“大道化（存在化）”式的阐释得出的必然结果。他说，“大道（Ereignis）乃作为那种道说（Sage）而运作，而在此种道说中语言向我们允诺它的本质”^（12）。“Ereignis”既是海德格尔后期语言思想的核心词汇，也是其整个后期学说的核心所在。“Ereignis”在德语中表示“不寻常的事情、事件”。其动词形态“Ereignen”原意指“发生”，由不可分前缀“er”和词根“eignen”组成。前者含有“去开始一个行为”、“使（对方、尤其是自己）受到此行为的影响而产生相应结果”等义，后者则指“（为…所）特有、独具”。而eignen又与形容词eigen具有词源关系，后者的意思是“自己的，自身的”。Ereignen的意思由此可以引申为“在行为的来回发生过程中获得自身”。“Ereignis”在现代德语中本是一个普通词语，但海德格尔利用该词的词形构造特点及词源关系探溯，赋予其深刻的哲学内涵，成为一个难以把捉，却又很“危险”的、几不可译的词。其难以把捉之处诚如孙周兴先生所言，“海德格尔明显不想把它当作一个‘范畴’来使用”^（13），因为“Ereignis”总是以动态化的成道“Ereignen”方式运作，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倘若我们稍不注意，就可能将其理解为一个“范畴”，成为类似柏拉图所提出的、静止永恒的“理念”之类的东西。但“大道成道”又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在“正－反－和”的运动中存在的“绝对精神”，因为此“成道”需要“人的守护”，人在“四方世界中”，而非之外。人是作为“守护者”栖居在此世界中，而非以主体的身份站在世界的对面静观之。这便是对其理解的危险之处。除此之外，海德格尔又没有完全放弃“Ereignis”在日常德语中作为名词所具有的“不寻常的事情、事件”之意，把“大道成道”即“道说”的发生视为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因此，忽而具有“名词”的意味，忽而又“动词化”、“动名词”化，使该词成为一个难以翻译的词。鉴于以上原因，并综合海德格尔后期对该词的阐释，我们勉强将“大道Ereignis”解释为“天、地、神、人”之间“共在融通之境域”，以兼顾其名词性内涵；将“成道Ereignen”解作此境域的“生成”或“显现”，以兼顾其动词特征。“大道成道”即“道说Sagen”，即“天、地、神、人”之间“共在融通之境域”的“显现”。“显现”即“道说”，即作为本质的语言。在作为“道说的语言”的“说”中，四方“聚集并显现”。语言因此不仅仅是“作为自行显示”而存在，也是在“聚集”中显示。“作为世界四重整体的开辟道路者，道说把一切聚集入相互面对之切近中，而且是无声无阒的┈这种无声的召唤着的聚集，我们把它命名为寂静之音（das Geläut der Stille）。它就是：本质的语言”^（14）。

二、道说语言观中的核心：“词物共在－生成论”

海德格尔的道说“Sage”语言观既是其哲学思想在语言观上的表现，也是对西方传统语言哲学和语言科学批判反思的结果。语言哲学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追问“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直到海德格尔为止的西方语言哲学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梳理一下，大体能得到两种观念，一个是本体论－认识论哲学时期的“词物对应－反映论”，一个是建立在所绪尔现代语言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后现代哲学的“词物分离－符号论”。海德格尔与它们皆不同，他的道说语言观提供了关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新理解，有学者将其命名为“词物共生论”^（15）。 该命名准确传达出了海德格尔道说语言观的核心问题，本文赞同并沿用这一命名，但为了表述的更加清晰，我们稍作修改为“词物共在－生成论”。下面我们将围绕该问题探讨一下这种新的语言哲学观的基本特征及其在西方语言哲学史上的地位。

所谓“词物对应－反映论”的语言哲学是指在本体论、认识论哲学时期，西方语言哲学所持的关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基本观点，即认为在事物、观念和声音、字词之间存在着对应－反映关系。在此关系中，“事物”具有先在性、本源性的地位，语词不过是事物的“摹本”或“表象”，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但人能借语言反映真实的世界（可参阅《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对生态美学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建构》一文）。尽管着眼点有所不同，本体论时期侧重于探讨语言与客体世界的关系，认识论时期侧重于探讨语言与思维主体的关系，但其关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看法则基本相同，即人类语言与真实世界之间具有“对应－反映”关系。例如在《克拉底鲁篇》中，柏拉图说“我们要阐明的名词是事物的本性”，“名字按事物本性而带有真理性”。他从名称意义的本质追问切入，认为语义就是一类事物的“本质共相”，并进而以“理念”将语词的意义本质共相“实在化”。某个语词所指称的具体事物是该词意义本质共相的影子。柏拉图在理念－语词意义－语词词形及其所指具体事物之间建立了一个等级化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对柏拉图的理念论多有批判并因而带有明显的经验色彩，但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对应－反映关系则相同。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16）。“言语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取决于事实如何”^（17）。尽管关于语词与意义之间关系的形成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约定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分歧，但在视语言乃某个真实世界的对应－反映这点上，他们却是相同的。正是因为有这种对应－反映关系，语言才可以传达真理，人类才能借助语言认识世界，命题才有了真假之别。

既然语言与世界之间具有对应－反映关系，那么寻求这种关系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就成为哲学家们探求的目标。不管是柏拉图对“名词和动词”的区分，还是亚里士多德创造的“形式逻辑”及后世词类、语法范畴的进一步细分，对能够传达真理的“普遍语法形式”的追求支配着西方哲人的头脑。逻辑语言和语法分析的产生、成熟以至于成为支配人们看待语言本质的视点，将逻各斯（logos）的本质视为“理性，规则”等，正基于寻求“普遍语言”的哲学冲动。直到20世纪初的分析哲学还在试图构造一种接近逻辑理想的“人工语言”。难怪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希腊人没有语言这个词，他们把语言这种现象‘首先’领会为话语。但因为哲学思考首先把λογοζ作为命题收入眼帘，所以它就依循这种逻各斯为主导线索来清理话语形式与话语成分的基本结构了。语法在这种逻各斯的逻辑中寻找它的基础”^（18）。逻辑化形式的语言被视为真理在语言中的形式载体，其语法构造与真实世界具有对应关系，逻辑语言观成为主导西方古代、近代语言哲学的基本观念。

与“词物对应－反映论”不同，奠基于所绪尔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现代－后现代结构主义语言观则提出了一种“词物分离－符号论”的语言思想。尽管所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一本科学而非哲学意义上的语言学著作，但所绪尔所提出的“符号任意性”观点却深刻影响了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观，成为德里达解构主义语言哲学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在该书中，所绪尔认为，“语词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19）。“一切都是在听觉形象和概念之间，在被看作封闭的、独自存在的领域的词的界限内发生的。但这里存在着问题的奇特的方面：一方面，概念在符号内部是听觉形象的对立面，另一方面，这符号本身，即它的两个要素之间，又是语言的其他符号的对立面。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20）。既然语词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那么他便不再把语言与世界联系起来考察语言，而是将语言视为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某个音响形象和概念连接的动力来自于符号系统内各个符号之间的“差异”，其连接因而具有任意性。“大”这个词之所以这样写不是因为他指称“大的事物”，而是因为与“小”构成了差异。是差异让我们这样来书写“大”字。也就是说，由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组成的语词符号，与“事物（指称对象）”不但不存在天然的对应，而且根本就没有关系。尽管所绪尔也承认一旦某个能指与所指建立起约定性关系，则该符号便具有稳定的指涉性，但他拒绝将指涉“具体事物”的“言语”看作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在他心目中，语言的本质是一个与“物”分离的、空洞的、纯粹的“符号系统”。“词物分离－符号论”的语言思想为后来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语言哲学观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既然语言与世界是分离的，能指与所指的连接是任意的，语词符号的意义来自于“差异”，那么创建所谓的“普遍语法形式”便是虚幻的。言说是意义“延宕”的过程，因而总是含混不清的，是反逻辑的，那种能够表达出某种真实的世界和思想的逻辑语言不过是哲学的“梦想”。

海德格尔的“道说语言观”与上述两者不同，我们称其为“词物共在－生成论”。首先，海德格尔反对传统的“词物对应－反映论”以及建基于其上的“逻辑化语言观”。正如我们上面所言，他说，“希腊人没有语言这个词，他们把语言这种现象‘首先’领会为话语。但因为哲学思考首先把λογοζ作为命题收入眼帘，所以它就依循这种逻各斯为主导线索来清理话语形式与话语成分的基本结构了。”此种语言观最大的问题在于，“语法在这种逻各斯的逻辑中寻找它的基础。但这种逻辑却奠基于现成事物的存在论。这些‘含义范畴’的基本成分过渡到后世的语言科学中，并且至今还从原则上提供尺度；而这种基本成分是以命题这种话语来制定方向的”^（21）。“词物对应－反映论”的“逻辑化语言观”，在求真渴念的驱动下，把事物二分为“本质和现象”，本质是事物的根本，语言不过是对这个根本的对应和反映。与此二分相应，语言也被二分。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特征被认为是不能传达真理的，同时语言指涉外界的“语义特征”被无限放大，专注于语义传达的“逻辑化语言形式”备受青睐。在“诗与哲之争”中，哲学长期居统治地位正是“逻辑化语言形式”备受青睐的表现之一。逻辑化语言形式及其在此形式中得到传达的命题，不过是现成在场者的对应和反映。在场者的现成性存在决定了语言的现成性存在。但实际上，按此理解的在场者只是作为“存在者”的事物，不是作为“存在”的事物，它的“存在”恰恰被遮蔽了。它被从原来的“因缘整体世界”，从“天、地、神、人的共在融通之境域”中取出来，成为主体人的“思维对象”。在场者作为存在者，在“时间性的”“逻辑语言”中出现，却在“空间化的”“整体世界”中消失了。“语言”作为现成的工具，也消失在作为“存在者”的逻辑化语言中。所以海德格尔说，“倘若我们反过来使话语这种现象从原则上具有某种生存论环节的源始性和广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语言科学移置到存在论上更源始的基础之上。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这一任务先就要求我们积极领会一般话语这种生存论的先天基本结构”^（22）。如果说海德格尔在前期主要是从“此在的存在”重新解释“语言”，那么其后期则主要是从“天、地、神、人”“共在融通”境域的存在解读“语言”，把语言看作此境域的显现。尽管前后期着眼点有所不同，但其“存在论”视野是一致的，即要在“存在论语言观”中重新恢复被“存在者”遮蔽的“本真世界”，重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即语言与世界不是“相互外在”的对应－反映关系，而是“内在一体”的，语言不是摆在现成世界对面的现成工具，而是生成的过程，语言生成的过程便是“天、地、神、人共在融通境域”的“显现”过程。

当然，把语言从对现成世界的对应－反映并进而从逻辑中解放出来，并不意味着语言就获得了它的本质。如果说这种解放只表明语言逐渐摆脱了对“语义所指”的附庸的话，那么它还必须从现代语言学所建立的对“符号能指”的过渡强调中解脱出来。海德格尔“词物共在－生成论”的“道说语言观”不但反对传统的“词物对应－反映论”语言观，也反对所绪尔把语言视为纯粹形式、空洞的符号系统的“词物分离－符号论”语言思想。他说，“单纯的符号”并非语言的本性，它“无非是语言的一个表层而已”^（23）。因此，“即便在一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们得以看到，语言本质问题决不能在形式主义中获得解决和清算”^（24）。语言与世界不是互不相干的，人类有声语词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连接不是来自纯粹符号间的“差异”，而是四方共在融通之境域的显现使然。正是因为有“物”在道说语言中聚集、显现，人类的有声语言才得以生成。所以，对于两者的关系海德格尔说，“道说之显示并不建基于无论何种符号，相反地，一切符号皆源出于某种显示；在此种显示的领域中并且为了此种显示之目的，符号才可能是符号”^（25）。如果说“词物共在－生成论”与“词物对应－反映论”最大的区别在于把语言理解为“生成的”还是“现成的”的话，那么前者与“词物分离－符号论”最大的不同在于，词物是“共融一体的”还是“分离的”。我们看到，在所绪尔尤其是其后的德里达那里，他们也认为言说过程是一个“生成过程”。在符号的差异流动中，意义呈现不稳定状态甚至不断“延宕”，是生成的不是静止的。但两者存在根本不同，由于海德格尔认为“符号奠基于显现”，有声符号奠基于“物”“无声的言说”，所以“词物共在－生成论”的“生成”是“澄明与遮蔽”同时发生的过程。故海德格尔说“道说意味：显示、让显现、既澄明着又遮蔽着把世界呈示出来”^（26）。它既不是“词物对应－反映论”纯粹的“澄明”，追求清晰明确，也不是“词物分离－符号论”纯粹的“遮蔽”，永远晦暗不明。它在生成中有所遮蔽，在黑暗的角落又依然葆有些微期待澄明的亮光。世界既在语言中出场，也在语言中保持它的神秘悠远。

三、道说语言观的生态美学内涵：“倾听与敬畏”“自然涌现的寂静之音”

概括的说，海德格尔“道说语言观”的“词物共在－生成论”对西方语言哲学思想最大的贡献在于，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认为语言既不是与“现成世界”对应的现成反映工具，也不是与现成世界分离的、纯粹形式的符号系统，而是“语言即世界”，语言与世界不是二分的，而是一体的，正像硬币的两面，语言显现的地方也是世界得以澄明的地方，这正是海德格尔之前的西方语言哲学思想最大的问题。无论是“对应论”还是“分离论”，它们都将语言预设为与“现成世界”相对的“现成存在者”，与此不同，“语言即世界”中的“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不是指“现成存在”的“存在者世界”，而是“生成”的“存在世界”，是“天、地、神、人”之间“共在融通之境域”的“显现”，不是此“境域”的“现成存在”，是“显现本身”而非显现出来的“显现者”。显现的生成性决定了语言的生成性。对语言与世界所做的“大道道说观”的“存在论”思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语言及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既有认识。这种认识就其生态美学的意义来说主要有三个，反主体论语言观，“自然”的出场，对语言的倾听和敬畏。关于“反主体论语言观”学界多有探讨，我们重点阐释后二者。

如果说将“大道”之道说“Sage”与“人言”之言说“Sprache”区别开来，表明了海德格尔鲜明的反主体论语言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在他那里也同时意味着“自然”在语言中的出场。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通过追溯古希腊词“φύσις”的原初内容指出，在古希腊文里，“在就是φύσις”^（27）。何为自然呢？自然“说的是自身绽开（例如玫瑰花开放），说的是揭开自身的开展，说的是在如此开展中进入现象，保持并停留于现象中。简略的说，φύσις就是既展开又持留的强力┈φύσις就是出－现（Ent-stehen），从隐秘者现出来并且才使他驻停”^（28）。正如海德格尔对“Sage”和“Ereignis”的阐释，他对“自然（Natur）”的使用亦主要着眼于其动词特征，从存在论的视域中将其理解为“出－现（Ent-stehen）”。这与我们对该词的一般理解不同，我们习惯于在名词的意义上将其理解为“自然界”、“自然之物”、“本性”等等。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惯常理解已经将“自然”概念化，“存在者”化了。“自然”成为了与人类相对的客体对象，成了人类的“思维对象”，我们是在一种并不本源的“主客二分”的关系中“理解”自然，而它自身的存在反倒被人类遮蔽了。海德格尔说，古希腊词“φύσις”在后世的翻译中被“概念化了”。“而今天的人们依然通过这些观念和概念来讲解西方哲学的开端”^（29）。自然（Natur）这个词“在纯粹闲谈中，在口号以及习语中的误用使我们失去了与事物的真实关系”^（30）。海德格尔将“自然”阐释为事物之“出－现（Ent-stehen）”，其目的正在于借恢复它的古老意蕴，把我们的目光从“自然”这个概念以及该概念指称的作为“存在者”的一个个“自然物”身上转移到“物”之“在”上，之“出－现”上。重要的不是我们把它们称作“什么东西”，而是它们的“在着”，它们的“自然而然的涌现与持留”。该“自然而然的涌现与持留”在默默的诉说着，这种说即“道说”，它虽无声却充满强力。作为人类的我们首先要学会的便是“倾听（Gehör）”这种“自然而然的涌现与持留”的、虽无声却充满强力的“寂静之音”。

“Gehör”在现代德语中指“听觉；辨音力；倾听”，其动词“gehören”有“属于、从属、归属”之意。海德格尔在存在论视野中，兼顾该词的动词与名词之意，将其理解为对“事物自然而然涌现”的“寂静之音”的“听”。并认为“人之说话的任何词语都从这种听（Gehör）而来并且作为这种听而说话。终有一死的人说话，因为他们倾听”^（31）。这意味着，“倾听语言”首先不是听“某个人”说话，而是听“事物”之“自然而然的涌现与持留”。是“物”在说话，而非“人”在说话，而且只有首先听到了这种无声的“寂静之音”，人才能够将之表述为有声的语言符号。何为“物（Ding）”？海德格尔说，“物实现（gebären）世界。世界赐予（gönnen）物”^（32），“如若我们把一个独立之物摆在我们的面前，无论是在直接的感知中，还是在回忆性的想象中，这个独立之物就可能成为对象”^（33）。物既不是对象之物，也非表象之物，而是位置（Ort）。但此“位置”首先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存在论上的。其本质是“位置化”或“设置位置”。作为“设置位置”的物即物的“物化（Das Ding dingt）”。为什么要设置位置？为“天、地、神、人共在融通之境域”提供显现空间。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是“被设置”的结果。尽管作为设置空间的物的在场离不开“物性因素”，但物性因素不是物的本质。我们要透过物性因素，领会天、地、神、人共在－生成之境域在“物”中的出场。壶之为壶在于，“它给出水，给出酒┈水中有泉，在泉中有岩石，在岩石中有大地的浑然蛰伏。大大地又承受着天空的雨露。在泉水中，天空与大地联姻┈它解人之渴，提神解乏，活跃交游┈也用于敬神┈在作为祭酒的倾注之赠品中，诸神以其自己的方式逗留着”^（34）。道说即四重整体世界在“物（Ding）”中如其本然的涌现，倾听便是对实现世界之“物”的倾听。

既然倾听就是对将天、地、神、人共在融通之境域显现出来的物之言说的倾听，而“物之说”又是一种寂静之音，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倾听一种无声之说？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显然，海德格尔所言的倾听“Gehör”并不是一种生理的听觉现象，毋宁说是领会性的精神事件，但此领会不是对象化的思维，海德格尔认为任何对象化的思维或态度的转变都不足以达到“倾听”，“因为它们都拘执于表象性思想的区域中”，要做到倾听，需“返回步伐，即从一味表象性的、亦即说明性的思想返回来，回到思念之思（das andenkende Denken）”^（35）。“Andenken”在德语中的意思为“纪念、怀念”。海德格尔在使用该词时赋予其浓重的赞美、崇敬、甚至敬畏之意。何为“思念之思”，海德格尔语焉不详。综合海德格尔后期的相关阐述，要做到此种“思念之思”的倾听最根本的是人类身份及其存在方式的转变，即由“认识主体”转向“栖居者”，由世界的“主宰者”转变为四方之一的“守护者”。他说，“让我们设想一下处于广阔无垠的黑暗宇宙空间的地球吧，它犹如一颗微小的沙粒，与另一颗最近的沙粒相隔不下一公里。在这颗微小的沙粒上，苟活着一群浑噩卑微的、自问聪明而发明了认识一瞬的动物。在千百万年的时间长河中，人类生命的延续才有几何？不过是瞬间须臾而已。在存在者整体中，我们没有丝毫的理由说恰是人们称之为人以及我们自身碰巧成为的那种在者占据着优越地位”^（36）。这即是“返回”，从主宰世界的认识主体返回守护世界的栖居者。与此种返回相随的是“敬畏”的发生。“Andenken”本身就含有崇敬、敬畏之意。既敬畏事物虽无声却充满强力的自然而然的涌现与持留，也敬畏奠基于此无声的寂静之音基础上的人类的有声语言，以充满赞美和崇敬的眼光对待人类的有声语言。海德格尔道说语言观的“词物共在－生成论”对生态美学的启示正在于，我们既不能像“词物对应－反映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的视人类为语言的主人，视语言为言说客体、表达主体的工具，也不能如“词物分离－符号论”所持的纯粹科学视角，将语言作为空洞的、纯形式的“符号系统”，而是要将之与存在即大道道说联系起来，视语言为大道之语言，确立语言超越人类的地位，并进而建立人类有声语言与大道语言的“次生关系”，敬畏并呼应大道语言对人类有声语言的召唤。这种召唤犹如陶渊明那句有名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那“现”字的妙处不仅仅来自于诗人的炼句，更来自其对“自然而然涌现”的世界“寂静之音”的倾听和有声应和。对语言的“词物共在－生成论”的理解及其建构，不仅是海德格尔达到他所说的“倾听”并进而“守护”、“诗意栖居”的关键一步，而且也是生活在现代、后现代进程中的人类要想做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所不得不做的工作之一，当然更是生态美学建设在语言与生态的关系上必须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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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开化新闻网 　作者: 任华东（景德镇陶瓷学院人文学院） 　编辑: 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