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4日 22:19

很难用一种十分确切的概念来概括中国当代都市人群新的审美动向和审美转换。这种情景很有点像孟浩然《春晓》中描写的景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用这首诗来对应今天都市人群的审美现实，其中一方面体现出当代都市审美现实的缤纷繁杂，审美生活的丰富多彩，审美倾向的不可捉摸，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这种审美现实理论概括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全方位地来探讨中国都市人群的审美状况，并对审美动向进行清晰的划定，这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更不是某一些学者随意地理论表态和依靠某种话语权就能解决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有关中国当代都市人群的审美现实问题值得学界关注。因此，本文针对当下都市人群“多收了三五斗”快速富裕起来，又重新陷入新的审美困境这一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并力图通过研究寻找到相应的学术对策，深入探讨都市人群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与审美危机，以期引发学界的共同关注，为当代都市人群最终走出审美困境，提升当代都市精神文明，让都市人群获得诗意化栖居的审美生活作出相应的学术努力。

一、当代都市人群在审美上存在的失语症

中国当代都市正处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处在前工业、现代工业、后现代工业并存和相互转化的复杂背景下。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在以都市消费代替都市审美生活的背景下，在都市人群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的形势下，深入研究都市人群的审美现实问题，其本身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第一，从理论的层面上讲，当代都市人群所面临的审美困境有着双重含义。一是都市人群普遍遭遇越来越恶劣的生态环境，二是遭遇越来越恶劣的审美环境。换一种方式说，现代都市人群普遍处在审美生态的失语状态之中。既缺乏良好的生态环境，又缺乏良好的审美环境。本文通过系统研究当代都市人群在获得物质上的富裕之后陷入的消费审美困境和生态环境困境，由此探索其新的审美特征和新的理论对策；第二，从实践的层面上说，中国社会转型越来越快，同时面临农耕文明、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产业文明交织于一起的时代背景，生态压力和审美压力变得尤为突出。针对这一现实，如何探索相应的对策思路，对构建中国当代都市人群和谐诗意化的生活，提升都市人群的精气神，构筑现代都市精神文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对这种都市人群审美上的生态境况，张颐武的描述是意味深长的：“当我们走出人声鼎沸、音乐喧闹的咖啡厅或酒吧，走在霓虹灯闪烁的大街上，周围是滚滚无尽的人流，偶或有冷漠或艳丽的面容从我们身边一闪而过。在这个时候抬起头来仰望星空，我们发觉有一些什么东西已经被抽干了，我们失掉了细腻的感受，浮到了生命的表层，在已逝时代的苍白而又辉煌的背景下滑动着。我们意图想找出些语词来掩饰我们进退维谷、漠然的窘境，但终于我们发现我们浮夸的言词显得软弱无力。”[1]

从这种对走入与走出的描绘过程中，我们已经触及到了当代都市人群的精神生态状况。这种状况当然不是咖啡厅、酒吧、霓虹灯构成的都市格局本身所导致的，也不是这些穿行在其中的都市人群和这种都市格局的表层关系。这一切仅仅构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和由此而形成的语义系统。揭示其背后的关系，我们会提出相应的疑问：为什么都市人群同都市空间之间形成了如此纠结的局面？为什么我们进入了找不到词语的失语状态？或者找到了词语匆忙地运用却又词不达意。深究其中的原因，这与当代都市人群的生态境况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精神生态被“抽干了”相关。一旦人的精神价值被抽干，表现在语言方面就是失语，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是存在之家，处在失语状态的人们，其精神就只能处在一种被抛、阻塞的状态。

  令人迷惑与震惊的，不仅仅是失语现实的来临，而是来得如此突然和极端，同时又正是这种突然与极端将人们陷入到更加深层次的失语状态之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还在努力挣脱文革十年的政治幻觉，挣脱作为工具人格的影子。人们在面对语言时，也就相应地表现出走出“假太空”、“不健全”的话语方式。接着，便是以现代主义失语为启蒙的“新时期”文化活跃在中国城市的生活空间中：诸如文学上的朦胧诗、后朦胧诗、寻根小说、言情小说等等；视觉领域中的“伤痕美术”、“新乡土现实主义”、“85思潮”；影视艺术中的“第五代导演”。这一系列的审美历程让都市人群依然普遍处在现代主义精神生态的追慕与向往之中，或者说是现代主义审美话语的精神延伸。

  在我看来，谈论艺术的审美转向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谈论我们这个时代都市人群的精神生态状况正是这种精神生态的快速转向导致了审美意识和审美方式的转向。这里提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到底给都市人群提供了多少精神生态空间，或者说我们这个时代都市人群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生态审美境况？这是令我们更为关心的。中国都市人群的审美困境到今天已超出了一般性的审美表达状况，而是出现了十分严峻的精神生态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和化解，相反，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快速地生长、漫延。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进程中，物质获得了越来越快速的发展，整个社会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形势下迅速地转型，整个社会呈现出“多收了三五斗”的繁荣景象。此前的审美快速地遭遇到新的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换一种说法，此前的审美方式正在被全新的都市消费生活方式所排斥和遗忘。这期间，审美差不多变成了一个真空地带。似乎一切都被汹涌的物质大潮所清洗、所带走、所湮灭。正当人们小心谨慎地接受这种都市潮流时，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全面性来临，后现代主义便以更凶猛的方式席卷中国。这确实令人头昏目眩，人们总是处在被分割、被撕裂的处境之中，有的学者把这一现象概括为“后新时期”。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中国长达20余年来的都市生活经验，但很难说能够瞄准人们现实的精神处境，还原或者继续泛滥，似乎都隐藏着合理的心理要求，但这毕竟没有给现实处境中的人们以光明的出路，给处在精神裂谷中的人们以有效的救渡。

  站在语言学的角度，雅各布逊对失语症的分析与描述无疑是权威的。“各种失语症形形色色，然而，所有的失语症都在刚才所描述的两极类型间摆动。失语障碍的任何形式都在于下列能力多少受到严重损害，不是选择与替代的能力，便是结合与组织的能力。前两种能力的损害含有无语言操作的退化，而后两种能力的损害则毁坏了保持语言单元层次的能力。相似性关系在前一类失语症里被禁锢。隐喻与相似性的混乱相悖，转喻与接近性的混乱相左”。[2] 雅式对两类失语症的描述，对我们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市人群审美现实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明显的事实是：由于中国社会激巨的市场化行为，导致中国人的精神脱水。社会不断地呈现出这样的图景：凝固了的、膨胀着的、暖昧不明的话语瞬间。这种失语症不仅表现在选择与替代的能力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结合与组织的能力方面。即既表现为隐喻的失语情结，又表现为转喻的失语情结。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可以看成是以隐喻为主的话语方式，它的终结便标志着第一种失语现象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可以看成是转喻为主的话语方式，它的出现便标志着后一种失语的出现。为此，我们可以把第一种失语理解为无话可说，把第二种失语理解为词不达意。无话可说固然是令人痛苦和不安的，但词不达意却更令人尴尬。往往说得愈多，离开言说者的意图也就越远，也愈是令言说者不安和浮躁。

  在一切价值关系都在剧烈升降尚未最终定位的时期，出现在这一期间的失语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一现象，也就牵涉到如何走出这一文化裂谷，摆脱这一困境的途径。郑敏曾从结构与解构发展的角度论述过这一关系：“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既相似又相辅，很像脐带相连。从目标上二者都是旧人文主义日趋衰落的产物，它们都想将文史哲从传统人文主义的以人为中心，以理性为中心，以形而上的真、善、美标准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3]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批评家将后现代主义话语进行了现代主义误渎，就充分说明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人道主义话语方面是一致的。只是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他们的一切更为极端，打碎的镜子就不必再还原。人，在现代主义那里已经被割裂，人成了孤独、苦闷、荒延、焦虑的存在代码。但人还能以自身体验的方式去解释孤独和苦闷的情绪。而这一切，在后现代主义那里都被耗尽了。所有的中心都被解构，所有的意义都被播散，所有的尊严都被放逐，语言不过是能指滑动的游戏，甚至连游戏的规则都已被否绝。在现代主义那里，能指与所指还能维护彼此的关系，能指总是能够找到所指的意义存在，失语还只是在局部范围内呈现；而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能指已经完全抛弃与所指的关系，能指失去了隐喻和象征功能，失去了组织与联想功能，失语便在普遍的意义上呈现。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联系出现了全面中断，这种中断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反对一切，瓦解一切，最后瓦解人自己。

                 二、当代都市人群审美失语的社会根源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发现，当代都市人群的审美陷入了深度的失语状态之中。归结起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消费至上代替审美至上。由于经济社会的单向度发展，物质财富快速地积累，当下都市人群的审美需求转化为消费需求。比如：现代都市青年男女群体主要的休闲方式集中在疯狂购物、疯狂酒吧、疯狂夜总会、疯狂网吧，普遍处于感官刺激、感官消费状态；中年都市人群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购房、炒股，以及赌博性娱乐等等；（2）信息时代的审美面临新的挑战。现在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融入了无孔不入的信息社会，也就是说信息社会已经构成当代都市生活的一切领域。就拿都市社区生活来说，离开网络、离开计算机就寸步难行。我们知道，社区是现代都市人群生活的基本单位，研究其审美现状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当下都市社区的酒店、酒楼、酒吧、网吧林立，但可让人静心休闲的茶楼、茶社、茶吧数量越来越少；当下都市社区开发，除了装点性的硬性文化设施，诸如大一统的景观、雕塑、网吧、点缀性的会所之外，普遍缺乏供精神性交往的软性文化设施，诸如温馨的阅览室、图书室、文化茶楼的精神生态设施；（3）都市人群的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意识和审美意识日益缺乏，一切审美方式都在向单纯的消费指数转化。

之所以会出现以消费至上代替审美之上的社会现状，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和中国新时期以来快速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正在经历一种阻塞式的困顿。一种物质的强光突然将人们从一场恶梦之中惊醒过来，同时又将人们的精神安置在一个焦灼不安的困境之中，这绝不是人们一厢情愿的趋时附利，而是现实带给人们的艰难的选择。现实已经构成了这样一个二项对立式：一边是循环的、封闭的、保守的、暴力的、愚昧与民族的；一边是线性的、开放的、进步的、民主的、文明与世界的。这一二项对立式，给人们提供的，似乎不仅仅是一种震惊式的体验，更重要的是暗示了一种新的人文困境，似乎整个社会就是一部在记忆与遗忘中变得愈来愈艰涩而晦暗的文本。用一种什么方式来描述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并尽可能寻找一种方式来逃离现实处境，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

就中国当代都市人群的审美现状而言，现代高科技、互联网的越来越快的普及已经给当下都市人群的审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审美的生态学转向已经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现代高科技，包括当代普遍渗透于人们生活之中的信息技术，在给都市人群的社会生活带来极度的方便与享乐时，也同时带来属于当代社会特有的各种危害，包括精神性的审美危害。诸如现代技术造成的资源枯竭、土地沙化、环境污染等弊端。造成这些危害性的结果，其根源在于现代技术与生态的敌对性质。海德格尔在分析“技术”的词源时指出，“技术”在古希腊的本意是“引发”，技术与艺术一样是解蔽的方式、真理发生的方式，而现代技术却违背了其本意，成为一种“促逼”。并非现代技术发展到今天才成为人们无法控制的东西，而是现代技术从本性上就无法控制，它已经将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现代技术不仅造成生态系统失调，威胁着其他物种生存，而且剥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把万物贬低为资源。现代技术作用下的人类，不仅把自然界作为能量储存器，而且使人脱离了自己的本源。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成为对抗生态危机和人性异化的途径。人类文明史上，人对自然的征服、人和自然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紧张。生态学的研究将唤起人们注重人和自然的关系，但是这种努力只能使矛盾缓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矛盾。只有在人和自然的审美关系中，人与自然才能够达到彻底和解。只有在奥尔弗斯的琴声中，羔羊和狮子才能和解；只有在审美体验中，被罚苦役的西西弗斯才能体会到生命的意义。所以生态美学建立的世界是一个希望和梦想的意义世界，一个万物和谐共在的理想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可能永远无法变成现实，但却使我们对现实的弊端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并使人类心灵有个栖息的家园。

我们注定陷入了某种审美上的困境。揭开中国大陆30多年的开放历程，时间的帷幕几乎印满了各种各样的指痕。但是，也许由于过重的历史和文化负担，特别是文革时期浓重的政治口音，这一切都促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希望以进步与现代化为其信念依托，并希望通过现代化的蔚蓝色文明来减轻我们的历史重负，告别贫穷与落后。在80年代特定的语境中，我们的现代文明基本上是经过改写的西方现代化社会模式：它不仅意味着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繁荣的社会经济、富足而安定的生活，更重要的则意味着全社会的民主政治与文明程度，意味着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体地位。在这一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要将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带入和谐的、诗意化的生活情境之中。这确实是当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一座令人心向往之的镜城。但是，在这样一座看似美妙无比的镜城之中，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不仅没有达成，相反冲突变得越来越剧烈。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结束历史循环、打破封建保守的国家民族主义为前提，必须让经济在开放的局势中快速地发展起来。这毕竟是一种痛苦的方式，在中西文化对质的过程中，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我们付出的不仅是心血，我们习惯的方式都必然要遭到全球化语境的重创，遭遇到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因而我们预先设定的审美话语方式，只能是一种审美期待和审美表达的乌托邦。现实的确证实了这一切“现代化的话语／乌托邦并未能消解西化与民族文化之间危险的张力，而在于历史／文化反思运动与寻根文学、“85思潮”、“第五代导演”中的文化悖论，成就了一种民族文化在毁灭中救赎、在救赎中毁灭的荒诞表述。[4]                 

20世纪90年代已降，这种话语乌托邦的乐观主义幻觉顷刻之间就遭到了破灭，而且愈演愈烈。人们期待的现代化的精神救渡，结果演变成单纯的经济拯救；人们期待的都市诗意化生活，结果演变成单纯的物质消费；人们梦想的城市美好家园，结果演变成钢筋水泥构成的陌生城市。这现实的一切与当代都市人群的审美期盼开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一玩笑并不是此前的物质匮乏状态下出现的，而是在物质越来越丰富，文化越来越多元的背景下进行的。到此，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当代都市人群所期待的审美结果。一种五花八门的文化拼盘已经摆上桌面，在这些拼盘之中，以反中心、反权威、反世界、反秩序、反文化、反审美、反人文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又重新占据了中心和权威的位置。沟通与平等对话，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张空招牌。失语不可避免，边缘化不可避免。                

随着现代化的继续推进，与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人们形成了不仅无法松动而且正在疯狂膨胀的“物恋”情结。商品大潮的冲刷，将反思复杂的人推到平面的地带，人们尽可能避免的不是简单，而是复杂与思考。正如批评家雷达所言，深刻的在表层化、高雅的在世俗化、贵族的在平民化、严肃的在通俗化、复杂的在简单化、与人亲密无间的自然生态正在疏远化，美好的都市生活正在越来越荒凉化。人们正在从不能承受之重到不能承受之轻，这是否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危险已经不被平面化的人们所知觉所感悟，物欲横流，一切都从消费开始，又到消费终结，面对文化，不是追问与建设，而是游戏与消费。比如，我们以形形色色的文化／类文化商品的倾销为例：形形色色的商业电影、激光视盘、畅销书、流行音乐、MTV、商品广告、肥皂剧、卡拉OK、电子游戏，以及这些商品型文化的大量复制和仿造，正在不断地填充人们不断张大的消费之口，审美变成了欲望的满足。一切都在拆散，一切都在耗散，一切都处在游戏之中。而对这样一个杂乱的世界，人们要么处在无话可说的境地，要么处在话语泛滥、话语被抛的位置，一切都处在被解构的位置，中心何在?对话的可能性何在?沟通的渠道何在?一旦不能对话，不能交往，不能沟通，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及尴尬的困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都市人群的审美生活处在普遍失语的状态。如何才能逃离这一被动局面，如何才能消解现代都市人群与生存环境之间的敌对情绪，如何才能填平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如何才能推动都市人群的生态审美转向，这一切已经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告别失语症，当代都市人群审美的生态学转向

  在前面的阐释过程中，笔者已经触及到当代都市人群的审美语境，这一审美语境是和信息时代的全球性密切相关的，尤其和中国都市人群面临审美状况的复杂性密切联系在一起。之所以要这样讲，原因主要集中表现在：（1）与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都市人群审美转向的历史进程不同，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社会进程中，差不多同时集中了农耕时代、前工业时代、现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审美情趣和相应的审美样式；（2）以信息产业和网络时代的生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后现代主义，同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虽然也经历了消解一切、解构一切的审美历程，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多元价值共存协调发展阶段，而中国当代的后现代主义却依然处在价值取向模糊不清的乱局之中，换一种说法中国当代都市人群的后现代主义审美潮流依然还处在普遍的失语状态之中；（3）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互联网、高科技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如何面对这些危机并走出这种危机，从审美的角度讲，就意味着如何告别失语症，如何顺利地达成当代都市人群审美意识的生态学转向。

从审美的历史进程而言，人类的审美转向已经经历了无数次。归结起来，生态文明的审美转向产生于后现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之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部落时代、早期文明的农耕时代、科技理性主导的现代工业时代，信息产业主导的后现代。人类社会的审美方式也随之经历了上述几个大的转型阶段。就后现代审美的特征而言，其主要因素来源于后现代的经济方面。所谓后现代在经济上以信息产业、知识集成为标志。在文化上又分解构与建构两种。建构的后现代是一种对现代性反思基础之上的超越和建设。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是利弊同在。所谓利，是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谓弊端，则是现代化的发展出现危及人类生存的严重危机。从工业化初期“异化”现象的出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威胁，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环境危机，再到近些年频繁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总之，人类生存状态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我国城市经济主要处于前工业、现代化工业、后工业（信息产业）交织于一起的发展时期，文化上的发展也与此同步，属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共存。因此，中国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后现代现象。这种后现代现象不仅由于国际的影响，而且我国自身也有市场拜物、工具理性泛滥、环境严重污染、心理疾患漫延等等问题。这样的现实呼唤关系到人类生存的生态美学转向，同样也关系到中国当代都市人群审美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不言而喻，当代都市人群正在陷入越来越深的审美困境，四面是杂陈的空间和陡峭的悬崖，人们一向崇尚的天空与太阳，如今却变成了难以复原的碎片和模糊不清的一片，一切自然的生态之光都被高大的都市围墙所遮蔽。但我们究竟难以沉默，也无法满足于现实尴尬的处境，我们的内心依然需要找到一片可以栖息的地方，必然冲出所面临的围困。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并且怎样才能寻找到。这里涉及到人们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态环境，如何面对时代与现实，如何面临过去与历史，如何面临自我与心灵。只有解除了二者之间的隔阂与冲突，才能从根本上解除横塞在我们之间的种种障碍，才能恢复我们同语言之间的亲密关系，才能摆脱人的现实困境，回到我们苦苦期待、梦寐以求的家园。

要告别当代都市人群的审美失语和审美困境，从学术的角度讲，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走出以消费代替审美的怪圈。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全面的转型时期，这是无法质疑与躲闪的，但必须面对和承担。而这种转型不仅仅以经济的市场化作为明显的指标，而且也意味着整个的文化都必须在这一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存在与发展。这一无法回避的商品经济大潮漫过了所有心灵的堤岸，令都市人群的心境在经受大潮的冲击时颤栗不止。现实似乎是以残酷的不可饶恕的方式在过滤每一个人；在商品和物质堆积加重的时刻，人们的内心就似乎在被掏空和浮躁不安。一端是无法承受之重，另一端则是无法承受之轻。一位学者说过：“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话语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冲突，那就是物质与精神，灵与肉、义与利、经济与人类、技术理性与诗性，商品意识与精神之间的巨大冲突，我们无法绕过这些冲突，关键的是怎样和解。

  第二，如何思考和处理好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科技的发展与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不容质疑，20世纪是人类工业文明、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中国只是在这个世纪末才赶上这趟列车，这对中国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灾难，的确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拒斥现代技术文明的光临，相反，我们还必须努力走到世界的前列。但问题是，是不是我们人类每每艰难地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惨重的生态代价和人自身的精神代价，在带来富足生活的同时，都必须忍受精神生态的贫穷，必然导致人性的疏远，或者夺去人与自然的感情和直观生动的审美形象，夺走我们赖以存在的家——语言。我想，人类还不至于无能无耐到这种地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来反照我们自身的处境，怎样来和解二者的矛盾。实际上，许多学人和艺术家的努力给我们带来的曙光，比如哲学界的老前辈高清海先生开始注重对诗性真理的探讨[5]，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艺术家，他们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之中，依然强烈地表现着自己的艺术个性，维护并进一步挖掘作品的自然人文精神。

第三、建立当代生态存在论的审美哲学观。我们知道，生态学在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时，尚属自然科学范围。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深层生态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实征研究与人文科学世界观的探索的结合，形成生态存在论哲学。将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生态美学观运用在中国当代都市人群的审美现实中，就能从哲学的世界观层面切中当代都市人群审美失语症的要害，从根本上重新唤醒人们的生态审美意识，包括唤醒中国本土文化中的生态美学智慧，特别是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易学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生态审美理论，由此建构更具整体性和建设性的美学理论，让当代都市人群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和谐相处的生态审美理想，让都市人群通过生态化的审美中介重新返回到诗意化栖居的精神家园。

来源: 开化新闻网 　作者: 邱正伦 　编辑: 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