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墓·孤独·悲凉——鲁迅遐想
2010年5月20日 17:22
希望，希望，用这希望之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野草·希望》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野草·雪》
我是确切的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
——《坟·写在坟后面》
历史的脚步踏入了对于国人充满憧憬的二十一世纪，延续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余音的世纪初依旧是一个文学巨匠回归和重写文学史的时代，我们依旧在继续上个世纪未完成的使命，抑或是悲凉抑或是幸运，那些所谓的“乏走狗”、“帮凶”、“反动文人”、“刽子手”、“奴才”等等刻上无情的政治烙印的胡适、林语堂、陈西滢、台静农……之流终于可以公平的随着岁月将政治的浓烟稀释的近乎无色之后进入文学史的视野，正如王尔德语：“在艺术领域，只有优与劣之分，而无对与错之别”，于是我们这一代可以幸运地去轻叩被尘封已久的大师的心灵。
不是骇人听闻，其实大师的回归某种意义上很可能是以某些大师的遗忘为代价的，我们文学史的重写不因仅仅是发现，那些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崇和歪曲树立的偶像极有可能被人们误读而拒绝和遗忘。鲁迅就极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位，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近年对于鲁迅的否定不绝于耳，拒绝他的作品成为一些人所谓的时尚；但似乎与此存在悖论的事例是，《中华读书报》上评选20世纪亚洲最有影响的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评为第一，《亚洲周刊》上评选20世纪最受欢迎中国作品，鲁迅的作品也是第一，在互联网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偶像版首等等不一而足。如此强烈的对比反差，漫骂、痛斥与赞颂、推崇同时存在一个人身上，只能说明我们还未理解一个真正的鲁迅，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心灵的艰难探寻中，于今重读经典、回归历史现场显得是如此的必要和迫切，而我们这些初尝文学的一代，对他进行一番浅读、触摸历史也可能是一种奢侈。面对这样的尴尬和困惑，我觉得钱理群先生的口语化论述很有参照意义：“鲁迅是20世纪中国不可回避的文化思想遗产。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能这样评论他，那样评论他，但你要是讨论、谈论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你就不可能绕过鲁迅，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既然注定无法回避，那就进行一次浮浅的碰触吧：
鲁迅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为沉重的一页，翻开这一页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对历史的体验和对民族的反思。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他，是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文化巨人，他创造的“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对于他的时代与民族，鲁迅是超前的，诚如时代的每一位精神界战士逃脱不掉的厄运一样，特立独行的他是寂寞的、孤独的，但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胡适语），先生就是一面旗帜，是最强有力的孤独，永远无法倒下，永远直刺着国民最深层次的龌龊的隐私，永远是阻碍时代进步的幽灵的敌人。
对人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渴望，对人被奴化的危险的警惕，构成了鲁迅思想的两个侧面，也是他“反传统”的两个重要标准。在五四时期，他在教学和学术活动中敢于赞许文学中的创新和在研究中敢于发表创见。对于古典小说，他摆脱了儒家观念的束缚，如关于《红楼梦》，鲁迅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在与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红楼梦》出来之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诚如，他自己所言的“没有冲破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作为作家、思想家，他在社会制度、封建等级观念、政教观念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中对人的束缚和人性的压抑的不合现代文明的内涵进行了破除和颠覆。鲁迅有一个特殊的敏感点，就是一切都可能导致人的“奴化”的危险，而这又会引起他的高度警惕与反应，对于人的奴化，他在《灯下漫笔》中有精辟的论述：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这样的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做乱人物，从日后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辟道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鲁迅担忧的是，儒家文化在给国民刻下深深烙印，儒家文化不是“人”的文化，而是“吃人”文化，“奴性”文化，造就的是国民的麻木和蒙蔽。这段写于1925年的文字，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更显示出了它的精确命题和强大生命力，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鲁迅在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的斗争中，第一次公开的揭示，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新的工头”和“奴隶总管”，指斥左联内部可能存在的“四条汉子”。鲁迅一直关注着“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这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最深刻命题的可能出现的阻碍力量，而他全部的生命和心血都将对准这一梦魇，认为“其实中国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民之所讴歌，就是为了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他要做颠覆者，因为“什么都要重新做过”。
1925年春末,鲁迅回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他回答说:“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在团体力量大肆盛行，横行其道的现代中国，鲁迅同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担当着一个启蒙者的重任，而又超越了启蒙。由此他必然是孤独的，绝望、恐惧充斥着他的灵魂，1934年底他对他朋友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甚至在和许广平和通信中他表达了越是和我亲近的人，我越希望他早死的观点。这和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的独战，又相差多少呢？有学者指出：“所谓的‘绝望’就是看透，首先看清社会、历史、人性的一切不完满、有缺陷的；其次是充分认识自我的局限；也即掌握命运的有限，既破除了对现实的种种迷信、幻想与神话，又破除了对自己的种种迷信、幻想与神话。”他只能孤军作战，知己、同人、阵营对可能成为他论战的对象，惶论非同道人。于是“这位作家的性格是那么地阴贼，巉刻，多疑，善妒，气量褊狭，复仇心强烈坚韧，处处都到了令人可怕的地步。”“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类似的人格价值评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未曾休止过。鲁迅的存在对于活着人们看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由此他的周围太过错杂，其实他也向往平静，“上海真是是非锋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能噪而不能静……”，在他明白自己这一无法改变和逃脱的命运后说：“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也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淹没，那世界会属于我自己。”承当着太大的精神负担，使他心力憔悴，过早的衰老，在他人生的后阶段，他的脾气越来越坏，已经渐渐失去了平和，更容易动怒了，斥责“左联”内部的共产党人、批评他看不惯的文人，对那些他已失望的青年人，他话语常常是极端的、决绝的。他的笔下传来越来越憎的决战前的号角：“假如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却一点也不给赖皮狗们吃。”病态的阴影使鲁迅的自我牺牲常常伴随着心理、文化层面上的压抑感和恐惧感，一种人生的悲凉感占据着他的身心。由此作为他作品一个重要主题的“死亡”意象开始在他自身上显现。
知其不可为而为，“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的这夜将近了。我的生命，至少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灵魂的荒凉和粗糙。”“我是确切的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把体验着生和死、背负着一切苦难和黑暗、面对着历史的废墟和荒芜的情感体验，一种尼采式激情更确切说是一种悲凉容入了他的生命本体，诠释着他的哲学！我无法判断鲁迅最后的选择，但是看到他的遗言让我感到更深层的悲怆：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葬，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做空头文学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情，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的确，在遗言中我们看到在敌人面前一直表现着勇猛坚强战士的鲁迅也得面对衰老，也得面对死亡，面对死后的琐事。敏感决定了他必须思考这个正常的新陈代谢的命题，他曾经写过一篇《死》，友人看了对他说：“你写的太悲哀了。”他回答说：“没法子想的，我就只想这样写。”他对死亡是坦然的，他曾经和友人讲鬼，从中国的鬼到外国的鬼，从自杀到幽灵。他说他自己是“死”的“随便党”。恐怕没有什么东西比面对死亡的随便态度和对鬼魂幽灵的兴致勃勃的论述更恐怖的心态了，这也只能说明鲁迅生存的薄弱了，他的《坟》预示着他将冷静地面对埋葬，“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腐朽，火速到来。”这与出道时的年轻是充满生命激情的他相对照，一个离乡者、先觉者、真正的猛士，一生没完没了的“华盖运”，面对这些和我们生存的时代，在先驱者的孤独悲凉中我们是不是应该感悟到点什么？
1936年10月19日，《大沪晚报》以“中国文坛巨星陨落，鲁迅先生今晨逝世”的标题刊了鲁迅逝世的消息，10月22日，文化界人士将“民族魂”的旗帜盖覆于其棺上。林贤治曾说：“对于逝者，具体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连意义也没有了意义。”这个孤独的掘墓者，最后是痛楚地走进历史的幽谷，他的凄怆是我们时代的。周海婴在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父亲留给我的遗产，精神的无法估量，遗作的权益也出乎以外的沉重。”时代误读了鲁迅，在消解了政治偶像之后我们重新来审视这位文化老人，在品酩他对个人、民族、社会和文化悲剧的独特感悟中，希望他能在这个喧哗失去重心的年代里引导我们拨开俗世迷乱的荆丛，重拾历史的命题。
来源:
开化新闻网
作者:
黄岳峰
编辑:
颜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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