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4日 08:46

　　一、 大统铺

　　十五个人总算都留下来了。文宣队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大统铺宿舍。
　　这里原来是一个仓库，是堆放导具和服装的。因为我们这批学员没地方住，就腾了出来，为了男女分隔，就在中间砌了道墙。墙不封顶，只砌在人字梁边。十一个男生从院内大门入，四个女生从侧面开门。那时候，大家都小，有个地方栖身也就心满意足了，单位领导只在会上说了一下，让大家到老王那里去背床铺，就算是落实好了。大家兴高采烈地背来床板和床架，在大房间里找个空位一放，就算是安家了。那时我们人虽小，可谁精明能干还是可以从这样的小事上反映出来。有的同学知道是分宿舍，便冲锋在前，在靠里面找个避风不对门的地方安了自己的家，而我对这些不是那么在意，等我去背来床铺，便只好在对门处安床了。白天我们依然是在金老师的带领下没命地练功。清晨练早功，上午是基训课，金老师就带着我们71届的学员到人民大会堂练功。下午，一般没有安排。记得那时队里正在排一个叫《云峰山》的创作节目，是要参加当时的金华地区专业文艺团体的文艺调演。我们就在下面看——看戏，看演员的表演。那时的老剧院在城隍庙的旧址上，舞台已经很破烂，练功时台板经常断塌，来不及修补时就用垫子垫一垫。
　　晚上。大家结束了一天的练功和排演，金老师还象在学校管学生那样来管我们这些文艺班学员，隔三叉五地在大统铺男生宿舍里开个会，学习学习，讲评一下近期来谁谁练功刻苦，谁谁遵守纪律，还有谁谁做得还不够，要注意加强……每当开会，我们住外边同学的床就是座位。
　　下乡演出，都是在春冬农闲时节。夏季一般都在队部排节目，学文件，练基本功什么的。晚上没有演出任务，除了看场电影，也就是开会学习。会开的不长，不多会儿就散了。散会以后，便只有上床睡。孩子们挤在一起，精力太旺盛，不时地就会生出些鸡毛蒜皮的事，吵上几句。吵的厉害的时候还得把金老师给嚷嚷来，只有让他训几句话，大家才会平息，而后熄灯。至于熄灯后能否不再练嘴劲，那还不一定。最有趣的就是男女同学无猜无忌的隔墙对话。因为大统铺的墙没到顶呀，两面不隔音，说的生动点，谁要是吃了红薯，放个响屁，两厢宿舍里都会有动静，都会惹起一番攻击。有一回，女同学李玉华在女生宿舍学简谱，“米来米西”的音调没唱准，这时男宿舍里的肖伟便有意学她唱谱的样子，并夸张得有些怪声怪气，这一来，整个大统铺就掀翻了，十多个人一起“米来米西”地嚷嚷起来，弄得她哭不是笑也不是，只是一个劲地骂男同学“寻死”。
　　大统铺里的夏天很闷热，门一关上，一丝风儿都没有。洪继这小子顽皮，也爱动脑子，他与人不一样，竞搞起了小发明创造。他从做布景的地方捡来了板条，钉成方框，又用马粪纸糊上，然后，不知从哪儿弄了个滑轮吊在房梁上，再用麻线牵着纸板块。只要麻线一牵动，那个纸板就在空中扇起风来。他不无得意地说是电风扇。只是他一旦用脚指去牵麻线的时候，臭脚丫就暴露在外面，那脚臭的味儿能让人昏眩、呕吐，所以他的“电风扇”一开动，就会引来同学们的群起攻之。为了享受自己的发明之乐，他不得不跑到院子里，到公用水龙头去冲洗他的臭脚，即使是用肥皂洗几回，也不一定能除去怪味。
　　住大统铺的日子，父母有些遥远，同学如同兄弟，有的父母也来看看孩子。来的时候，顺便带点孩子喜欢吃的，同时嘱咐几句也就好了。印象最深的是洪继的妈妈，那时的洪继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洪妈妈坐在儿子的床头，语重心长、谆谆善诱地教导自己的儿子：不要乱花钱，要把钱节省下来，三块五块地存起来，将来讨亲（讨老婆）。这话虽然说的是乡下方言，可还是让我们给听懂了。于是，“三块五块讨亲”便成了洪继的软肋，我们和他闹着玩，用他妈的话来调笑他，常常搞得他火冒三丈……
　　大统铺的日子是难忘的，我们同学之间也经常发生争吵。我和肖伟就为了他倒了我的饭菜，差点动了拳头；也有因饭菜票丢失而引起的金老师严教生徒的德育风波。而更多的是前辈老师对我们的点滴关爱。记得盛夏的一天，我们到门前的西渠去游泳，结果，一不小心让水底的破瓶子把我的脚给划破了。血一个劲地流，这事让骆珠珍老师知道了，她忙跑到我的宿舍，为我找来衣服，让我在办公室内间把衣服换上，还给我拿来药品，为我包扎伤口。她就象我的母亲一样关心着我，爱护着我。那天，我鼻子有点酸，可没让自己流泪。毕竟我们离开父母不久，就象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的一句台词所唱的：“你年幼小，志不刚……”
　　
　　二、 空中飞人

　　三年的学员生涯，单纯的很，除了练功就是吃饭，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真的好枯燥。唯一感到新鲜的就是看老演员们排戏，他们中有的人排戏很认真，也有的人显得油滑，漫不经心，常常惹人起笑。别看小小一笑微不足道，这在台上就是一种容易感染的“传染病”。排戏的时候，一旦有人笑台，其它人就很容易被感染，成为共同的笑台者。笑一旦漫延，就越发不可收拾。戏也就没法再排下去了。每当这时，田导演就要放下脸来狠狠地训人。田导演是个年过半百的的老艺人，旧社会曾是剧团的演员，别看她说话结巴，可训斥起人来，脸色铁青还真严肃，所以演员们都有点怕她。那年头，我们还只是个准演员。准演员自有它的好，好就好在没挨着上台。人家没的乐趣我们有，人家有的压力我们无。最开心的事就是练完功约上几个同学上街去闲逛。我们逛商店的神态很别致，着一身练功服，腰上扎一条腰带。灯笼裤的裤袖很大，大的可以藏下个小孩。细细的腰和肥大的裤管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自己挺拔的身材更显得矫健或婀娜。走路的时候，腰直腿轻，挺胸收腹，显得格外精神，难怪那些开中的学生见了我们就“来气”，骂我们是“剧院佬”，其实那口气里既包含着反感，也包含着羡慕，还有一丝调侃和嫉妒。
　　夏天的夜晚，如果团里没有演出活动。那正是我们放飞心情的最佳时机。我们三五成群结伙为伴，手执一把小纸扇，搂腰搭肩地哼着样板戏，一起到芹江边去散步游玩。那时芹江上还没有建大桥，通济门出去的河上有一道浮桥，我们当地人称之为城东小桥头。小桥头的浮桥上头有一条堰坝，它把江水拦阻成两截，中间留一出水口，出水港上泊着六条船，船与船之间用锁链串联着，上面铺着两道木桥板，用以载车。那年头的水才叫清澈，那年头的月光似乎特别地凉，凉爽的月光撒在江上清幽幽的，撒在人的身上轻柔柔的，很是宜人。偶尔有一辆汽车开过，车灯划破夜天，木船向下沉动摇晃以后又徐徐浮起，这时万点波光被揉成碎银，闪现着更加神秘的色彩，如梦似幻，令人心旷神怡。夜色让人心动，让人陶醉，阵阵清风拂过江面，我们稚嫩的心思荡漾出层层美妙的涟漪。坐在船头，我们脱下凉鞋，把练功练累的双脚浸泡在清澈凉爽的水里，用水荡去我们一天的疲劳，也用水把我们对未来的憧憬捎向深邃的远方……除了这些让人难以释怀的趣事之外，还有一件惊心动魄的险事让我们终身难忘，那就是“空中飞人”。
　　1972年的初秋。一天，金华地区文化局的人来开化审看创作剧目《云峰山》。这是一个反映农业学大寨，搞劈山造田的戏，当中还有个叫邹仁的阶级敌人，和落后分子月苟一起搞破坏。记得戏上有一处情节是：英雄人物大队党支部书记宇红深夜巡查造田工地，这段戏要用追光，必须有人上天花板去打追光灯。那时老剧院已经破破烂烂，不能演戏，所以戏是放在县人民大会堂公演的。上去打追光的是队上一个60年代进团的女演员，当年的她还没结婚，正和部队上的一位尉官谈恋爱。
　　我们正聚精会神地看戏，突然，啪地一声巨响，一个人影从空中飞落……原来是她一不小心踩塌了天花板，从追光天桥上摔了下来。她是个近视眼，天花板上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分不清哪是天桥哪是天花板呀。所幸的是，她没有摔在地上或砸在座椅上，如果那样也就出大事了。这个命大的女演员，不偏不倚，正砸在一个观众的肩上。这位观众被砸伤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而她却安然无恙，只是在医院观察室住了一个晚上，次日下午就出院了。
　　在第二天的创作座谈会上，地区政工组的领导点了开化的名，他既风趣又严肃地说：“象开化这样的空中飞人——太惊险了，以后就不要再上演了……”
　　
　　三、 水上跳板

　　比我们早一批进团的69届学员，那时虽没转正，却已经是团里的中间力量了。20岁上下的小伙和姑娘，共同拥有一个最时麾的称谓：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文艺战士。这些文艺战士，练功积极性非常高涨。记得那时，队上正在排演《东海小哨兵》，这是本中型戏，比一般的小戏长些，有好几个场景，反映的是我国东南沿海军民保卫祖国的反特故事，以全民皆兵为主题。这个戏的后面有开打的场面，而且照当时金华婺训班（浙江婺剧团学员班）的演法，冲锋的时候每个战士都要翻跳板前扑过场。为了练跳板，师兄们没早没晚地在跳板上跳，在稻草堆里滚（为了安全，用稻草做垫子）。虽然尘土飞扬，却也乐此不疲。说起在跳板上翻跟斗，还真叫人胆颤心惊。当时，衢州婺剧团在我团之前也排这个节目，有一个青年演员就因练跳板前扑失误，一头扎了下去，把脖子给拧断了，在空五军医院救了好些天，最后还是英勇地“牺牲”了。所以，大家在训练中，不免心有余悸。可戏里要用跳板前扑作为冲锋的形式，跟斗不练会是不行的呀。时令正值夏天，不知是谁想了个法子，说是反正要到龙潭大坝上去游泳，不如把跳板也拉了去，到水里去练跳板前扑，这样胆子大些，人也安全。是呀，水是柔软的，摔不坏人哇。这一来，那些大哥哥们便真的把龙潭当舞台，在水上狠练了起来。一些女演员女学员也前去观战，我们也就一起去凑热闹。开始的时候，“高年级师兄”还有意见，怕我们影响他们练功，可真正上了场，我们这批71届的也不示弱，特别是卫君、洪继他们，翻得挺好。完全可以和小上海、老牛、阿山他们比高低。这对“高年级师兄”来说，也是一种促进，十多天下来，多数青年演员，包括我们71届学员，跳板前扑就翻得滚瓜烂熟啦。
　　为了锻炼我们这批学员，团里也让我们排《东海小哨兵》，“高年级师兄”便成了我们的老师。这一来，师兄们可来劲了，辅导的时候对我们要求特严，一招没做好就给脸色，几招没学会便摔出一句——“你怎么这样笨”！不过，我们也挺能理解，在老艺人面前他们是学员，而在我们面前，他们理所当然就是老师啦，更何况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是团里的台柱子了，总是会摆个谱的，谁让他们是高年级师兄呢？
　　后来，由71届学员班上演的《东海小哨兵》也与观众见面了，观众评价不错，说是和“高年级师兄”不差上下。当时我是演B组的解放军某部排长。为了这个角色，我这个大个子，身板也不灵活，硬着头皮也得练好跳板前扑。流了不少汗水，担了不少惊吓，终于在大会堂演出了一场。当我这个“排长”带着战士们冲锋过场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冲上跳板，也来了个跳板前扑……一定是心里太紧张了，跳板还没有完全弹起来，我就闷着脑袋，扣头抱了腿，所以跟斗翻得不高，下地时人也一个趔趄。不过，总算是成功地完成了角色的任务。
　　
　　四、 武功老师

　　大约是六七年前的一天，我们听说孙老师中风了，已经不省人事。我约了洪继、刘义明去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管，已是咽咽一息了。他的目光已经迷离，虽然看着我们，却说不出话来，只是眸子里那一层云雾中有一丝莫名的牵挂……我有些纳闷，孙老师身体一向很好，除了爱吸烟，有点气管炎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呀。再则，剧团解散后，他的工作单位也安排的不错，小日子过得挺自在。怎么说病就病成这样呀？……
　　武功老师，难道你们的福分就这么浅？
　　张老师，那个比孙老师迟来几个月的唱婺剧的张老师早他好些年就作了古，他是死于胃癌。今天面对孙老师的弥留之际，我们的心一阵阵抽紧，随着一种酸楚的衍出，记忆的门也随之打开，三十多年前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唱样板戏的年代，武功用的多，什么戏都离不了武。即使是《龙江颂》这样的文戏，也还是在大坝合龙这场戏中设计了武戏。应该说，这本是戏曲艺术继承传统运用程式化的一个成功的探索。这样既丰富了戏曲艺术的表演手段，也增强了剧目的观赏性。为了加强演员的基本功训练，团里先后又从外地请来了两个武功老师：一个姓孙，一个姓张。
　　姓孙的武功老师先来，他是诸暨人，原来在金华京剧团呆过，善长刀枪把子。他来的那天，我们刚练完功就去接他。在芹峰旅馆门口，他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穿解放鞋，铺盖担就搁在身边，被子是用草绳捆的，他抽着烟在等候，见着我们，他咧嘴笑了，露出了当门牙上两颗闪闪发亮的金牙。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憨厚的人，很本色，很质朴。
　　姓张的武功老师是从武义县调来的，他原先在县婺剧团工作，文革中改行。他来的那天，已是1972年的秋冬季节，街上的梧桐树已开始落叶了，他的身上穿着黑色的呢子大衣，脚上镫了双皮鞋，而且擦得很亮，头发也讲究，梳理的溜光整齐，一看就是在文艺团体里浸泡多年的艺人。听说，他善长给学员操跟斗，还能演小丑的角色。
　　两个武功老师的到来，的确就象及时雨，无论是69届还是71届的，都急需有人来为大伙操跟斗，为我们打造出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优秀文艺战士。
　　巧的很，两个武功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爱酒。无论是在城里演出，还是下乡演出，他们都要在功余戏后，咪上几口。若是出门、下乡，便会自己带个酒瓶子，那时用的是剧团发的军用水壶。不同的是，张老师喜欢白酒，孙老师喜欢黄酒。孙老师喝酒不讲究菜，京班里出来的人，生大蒜醮酱也能喝个半斤，要是能添上半斤猪头肉，那就是美餐了。张老师不一样，他是没有好菜不下酒，而这好菜，常常又得自己动手去获取。他爱钓鱼，而且水平不赖，一般情况下，晚上出去不太会空手回来。在城里的日子，他白天带学员练功，晚上没演出的日子，饭后就上龙潭去垂钓。有演出的日子，戏一下场，他就在腋下夹条鱼杆走了（他演的是反角，多数时候没到戏完他就下工了）。龙潭大坝可是他要下酒菜的好去处，一般两个小时上下，他就会回来，斤把河鱼就钓上来了。他从不让鲜鱼过夜，扒了鱼肚，就立即下锅。在他的宿舍窗沿下，自己搭了个小灶，是专供烧下酒菜用的。鱼烧好了，然后临窗把酒，独自饮上一番。有时也叫上团里的同事一道小酌。尤其是夏季，天热睡不着，他会喝上一两个钟头，不到午夜以后，从不睡觉。
　　张老师操跟头确有招法，他无论是操小翻还是空翻，动作都很麻利，手上的快，力也助的得当，能把你的跟斗抬的很高。他还有个习惯，操的得意的时候，会为你大喝一声：噢呵，高哩！并且潇洒地转个身，用力击一掌，而后用目光扫射一下自己周围的学员或台下的看客，言下之意，你看我操的多捧。有时候，他为了展示自己的操艺，还会用腿代手，去顶学员的腰，也照样能把小翻给“踢”过去。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腿劲使的不当，踢痛了人家的腰背，这时学员就要怪他。69届的小上海，跟斗翻的好，小翻也翻的多，有一回张老师用脚去操他的小翻，一失脚，踢痛了他，他便发了火：姓张的，你出什么洋相？……他也知趣，这时就不多话，只用眼睛瞟人家一下，淡淡地说：手操痛了，腰操酸了，吃不消哩。说完便走到一边，捧起个搪瓷大茶罐，闷喝一口浓的发苦的茶……
　　孙老师操跟斗，只知卖力，从不多话，没有洋稀稀的花架子。不过，他更多的是教刀枪把子，无论是舞刀还是弄枪，到了他的手上就如鱼得水，运用自如。他还好烟，一角三分钱一包的大红鹰，那时他每天要两包，所以教把子功的时候常常把烟叼在嘴上，掉落的烟灰又经常把自己的衣服给烧出些小洞洞。1973年和1974年间，团里先后排了《红云岗》、《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等戏（除了磐剧唱的是越剧，其它都唱京剧），为了演好样板戏，团里经常要派人出去学戏。凡是武打场面多的戏，就要派孙老师去学，他只要一看，大体上就知道这是哪一路的把子功。因此，他俩虽不是什么明星大腕，可也是地地道道的戏曲科班出身的艺人，对于当时缺人才的开化专业剧团来说，两人都是个宝。各有各的特长，各有各的用处。
　　有适合他们的角色，也还演的不赖。比如在《磐石湾》里，孙老师扮演的特务头子黑头鲨，张老师扮演的特务分子08，那也形象生动，表演丝毫不比别人逊色。张老师演的最好的角儿是在《平原作战》中扮演的汉奸走狗孙守财，可以说是活灵活现。除了普通话不够到位，其它方面，就是青年演员也不一定能演得出他那种效果，出得了他那种味道。
　　这两个武功老师，心里边也有些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可为人处世都还低调，十多年在一起同台为艺，也没闹过什么大的矛盾，偶尔拌几句嘴，也不会有什么成见。只是很少在一起玩，在一起聊的，好象心尖上总搁了点无形的东西，心儿贴不到一起。这就应验了一句老话，同行冤家。不过，他俩和团里其它同事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孙老师和69届演员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些，因为69届的青年演员中有几支老烟枪，和他合班。张老师和我们71届的相处多些，因为金老师走后，他带我们时间长。
　　张老师还会唱道情，1973年有一回到黄泥坝农场支援双抢，休息的时候，当地群众想看演员们表演，这时他就会爽气地来上一段金华道情。他用手掌击打稻桶当鱼鼓，嘣嚓嘣嚓地唱起《共产党员王爱香》的曲目来。轮到孙老师表演节目，他也不多说，咧咧嘴，叼着烟，就地翻个加官或虎跳前扑，同样也会蠃得满场的彩。这两个武功老师下乡，都喜欢清静，常常一个人找角落睡。有一次下乡到苏庄茗川，张老师见祠堂台角有一棺材堆放在那儿，他就把棺盖翻过来，在棺材上搁些稻草，就算是打好自己的铺了，还一个劲地说暖和。孙老师会打呼噜，怕影响别人休息，也就悄悄地一个人溜到边上找安身的地方。
　　张老师是汤溪人，龙游离汤溪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他调回了老家龙游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戏剧工作。1988年剧团撤消，大家散了伙，孙老师被安排在县城管大队，说是孙老师有武功，做城管工作比较合适。
　　孙张俩老师30好几来开化，进团时都是单身汉，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七十年代中叶，他俩先后成了家。张老师娶的是山村小学的女教师，妻子还为他生了个双胞胎女儿，取名一色一样。孙老师老婆是个理发的，先夫死后改嫁到老孙门上，他们婚后无育，但他的养子对他很好，如同亲生，也是晚年有福。
　　遗憾的是，他俩都去得太早。老剧团的人说他俩是老酒喝死的，我看未必。至于寿命，既要有自己的造化，也要看上天的安排。酒，对他俩来说，是人生乐趣中不可缺失的东西。
　　
　　五、 金老师归队

　　1974年的4到8月间，剧团里有三个骨干调走。一个是文革前艺校毕业的俞老师，她是团里的台柱子，在样板戏中扮演过《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杜鹃山》里的柯湘。她原是省艺校的高材生，因为在校期间谈恋爱，违犯了校规，才被分到开化这个偏远的山区，并在开化服务了十多年。为照顾夫妻关系，多年的愿望才得以实现，组织上将她调回了杭州，在省艺校当教师；另一个就是我们的骆老师，她丈夫是诸暨农村里的兽医，尽管她戏唱得响当当，为了照顾家庭，也不得不改行，调回诸暨，在湄池供销社当营业员；还有一个就是金老师，他调到华埠中学当体育老师。那时，他的妻子童老师在大路边中学任教，两地相隔只十多里地，家庭生活比较方便。虽然我们有些不舍，可金老师本来就是干体育的，这是正儿八经的归队，我们也为他高兴。
　　金老师原是我们71届艺训班的班主任，半年的培训期里，他在五七干校和我们朝夕相处。到了剧团，上有书记领导，老艺人们个个都是我们的老师。不过，金老师的主要任务还是带我们，管我们。老剧院拆建的那段日子里，他为了基训，常常带着我们到人民大会堂的台上去练功。
　　老赵是南下干部，三八式的老革命，由于没什么文化，组织上让他管大会堂。大会堂地处县城解放街，离县委大院很近，不足二百米。那时的大会堂，既是县里的政治活动场所，也是城里的文化活动中心。当时，一个一两万人口的小县城，没一家象样的电影院，电影公司就在大会堂的左侧，放电影也是在这儿。大会堂外面有一个前院，里面内院有一片树林，内院的一侧是几间矮房，那就是老赵的家。偶尔练一下，也就算了，或许还能给他家的小孩子增添点乐趣，可天天嘣嘣咚咚的吵死人，谁能受的了？所以有时他会来干涉一番：你们能不能另找个地方，这里忙，练多了影响我的工作！再说，大会堂的台板也容易坏。修理费可没那么多……
　　因为实在是没有合适的地方，金老师很无耐，作为学员，又不能不练功。所以我们只得硬着头皮把垫子拉到后厢房，在厢房的水泥地上练。水泥地上基训，腿脚被震的生痛，练长了我们吃不消，且容易伤了筋骨。没有法，为了给老赵留下好的印象，金老师还让我们帮助老赵打扫大会堂，拨院子里的草。老赵也是个很有爱心的人，这样一来，他就会起怜惜之心，觉得孩子们练功太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照。于是，他有时又会笑呵呵地主动让我们到台上去练。台板是木头的，弹性好，跟斗翻的飘，我们的腿脚也不会振痛。
　　借人家的地方总不是长久之计。金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那些天，他一大早就起来，在老剧院工地上走来走去，看看工程的进度，并上脚手架，边察看，边在那儿伸伸手，动动腰，不时也吊吊嗓子。他吊嗓子用的最多的不是唱腔，而是他在红灯记中扮演磨刀人的那句经典台词：“磨剪子来——镪菜刀——”腔拉的很长，声音也很宏亮，传的老远老远……
　　一个冬天的早晨，他象往日一样，早早地又起来活动了，那脚手架篾片上霜露正浓，他上去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滑倒了，在脚手架上摔了一跤，把手摔骨折了。结果，吊了三个多月的膀子。不过，对他来说也好，正好有时间谈恋爱。毕竟那时的他已是二十七八岁的大龄青年了。
　　金老师是杭大体育系毕业的大学生，分在底本中学当了几年的体育老师。文宣队里演样板戏需要武功老师，他在体育系练过自由体操，会翻“加官”“吊毛”等跟斗，才被借调来剧团工作。只是他干这个职业并不怎么合适，他的本行是体育呀。所以带我们文艺班也有些勉为其难。金老师是一个人品很好的厚道人，所以组织上需要，他只有服从。文宣队党支部见他工作表现好，还发展他入了党。演鸠山的老江见他人品不错，便把战友的妹妹——一所中学的童老师，介绍给金老师。
　　一九七三年，金老师和童老师结了婚。婚礼是在剧团里办的。那时住的只是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也没多少家具，只有大衣柜、五斗橱、写字台等几样东西。我们那时小，还不太懂事。也不知道怎样闹洞房。洞房是69届的师兄们闹的。我们只是到老师的新房中站了会儿，师母还让我们吃糖，并为几个小一点的同学剥糖块。我印象最深的是金老师床边还贴了一张京剧《龙江颂》里江水英的剧照。江水英脖子上挂一条白围巾，人坐着，手中捧着红宝书，身子很丰满，脸上笑得很灿烂。我们几个小同学便在私下里议论，莫非“江水英”是金老师心中的偶像？
　　孙张两个武功老师的到来，减轻了金老师肩上的担子，他们是正宗的科班出身，带学员基训更专业，更合适。所以金老师归队的愿望便在他婚后不久就实现了。半年后，我们到华埠镇上演出，约几个同学一起，到高山的学校里去看他。此后，他又当了十余年的教师，直到1984年，县里起用有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他才从教师的岗位上被推举出来，当了县体委的副主任，而后，又升任主任。
　　金老师还是个孝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老家东阳横店在徐文荣的经营下，影视城等项目搞得红红火火，经济发展很快，也很需要人才。为了照顾老人，他毅然辞去官职，于1994年，调到横店集团工作，给他的父母敬孝心去了。
　　
　　六、 台上趣事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这话一点也不错。演员们在舞台上，从事表演艺术，那风风光光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的酸甜苦辣。长期的舞台生涯，也会留下一些惹人开心的笑话和趣事。
　　我们经常听到团里的老艺人说起钱老师的一些故事。演老生的钱琴芳，因为一生的角儿都是男的，人也长的女身男相，为了台上化妆方便，她剃了个不男不女的头，既象男人的西洋发，也象女人的短头发，比西发长一点，又比短发短一点。她扮演的角色不是《十五贯》里的况钟，就是《追鱼》里的包拯。她声音宏亮，唱起嚣板来，就象拉警报似的，整个剧场都会抖动起来。年轻那会儿，她也抽烟，所以下乡演出，人家农民经常会把她当成男人。有一次，她下乡演戏，大清早起来上厕所，那时的农村，很多的茅厕都男女不分。她瞄准一个略为干净些的，便钻了进去。谁知不一会儿，当地村里的一位老农民也起身上厕，见茅房里有个英俊的男人坐在里头如厕，而且是戏班子里的主角，便乐呵呵地钻了进去，和钱老师挨着坐了坑，两人的屁股靠得很近。那人还十分客气地向她递烟，嘴上还一个劲地夸她（他）：先生，你的包大人演的好，演得好！钱老师十分恐慌，尴尬的心情无法表明，心里急促的连便都没解完就提了裤子逃了出来。弄得那位老农一头雾水，难道是自己说话没注意，哪儿得罪了人？为了表示歉意，也只有一个劲地朝“包大人”嘿嘿地傻笑。
　　还是这位可爱的包大人，有一回，在某地演出，她坐在后台戏箱上候场，由于人太疲倦，不知不觉打起瞌睡来，且把髯口挂在腰间的骨带上。正睡得香甜，有人催她：钱老师，上场了，快上场！她哦了一声立马冲上去台，接着“老夫——一声戏腔，边叫边用手去撸须髯。啊呀，这才发现自己没把髯口给戴上，于是台下传来了一阵笑声。为了解自己的嘲，她便戏外生戏地调侃自己：老夫还没到，叫他的儿子——我，前来禀报。说着一个转身，背后将须髯给戴了起来，然后才又高叫一声：“老包来也——”重新入戏。
　　无独有偶，1974年，团里排一曲戏，好象是叫《小陈庄》，这是根据话剧《箭杆河边》改编的农村题材的戏。老江在这本戏里扮演一位带着落后思想的富裕中农，小方演阶级敌人瘸爹爹。有一段戏是瘸爹爹向富裕中农面授机宜搞破坏。而演瘸爹爹的小方由于走神，对戏里的剧情不太熟，所以没到该他上场的时候，他却急匆匆地上了场。这下糟了，富裕中农还有大段的戏没演呀，又不好跳过去的，怎么办？无奈之时，老江就来了句本子上没有的台词：瘸爹爹，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哇！并用腿狠狠地跺了跺台板，以示愤怒……他这一说一跺，小方醒悟了，忙说好，好，我呆会儿再来。然后，尴尬地又退下场去。
　　舞台上不仅仅有许多笑话，还有许多的惊险。有一回，下乡到溪口演出，舞台就搭在河边沙滩上，演的什么戏已经记不清了。阿三是团里的青年演员，69届的。他正在后台候场，突然，一根台柱上的马钉脱落，他人连台板一起坠落到地上，阿三摔在河里，把腰给扭伤了，大家把他扶了上来，只见他脸痛的铁青，一个劲地呻吟。没办法，后面的戏他还得要坚持演下去。
　　还有一次，剧团到五一厂演出，演的是《沙家浜》，开打冲锋时，新四军要翻出场跟斗过场。那时，厂里也是临时搭建的舞台，台不怎么大。青年演员唐武长得人高马大，翻跟斗也很不容易，为了把出场翻过墙去，他使出猛劲，把跑道拉成了对角线，这样长一些。谁知，距离没扣好，这跟斗一翻就落到了台下，幸亏没有砸伤人。
　　1973年的秋季，团里排了出京剧〈红云岗〉，在人民大会堂公演。这个戏是表现革命老区沂蒙山的大嫂用乳汁救解放军伤员的故事，戏的后面也有开打。解放军排长和反面人物刁鬼有一段对打。结果，打斗过程中，一不小心，排长的冲锋枪把刁鬼的鼻梁给碰了一下，这位演员本来鼻梁就高，打肿以后，就显高得出奇了，而且鼻血也流了出来。在台上“刁鬼”有火不能发，下了场后，他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指责“排长”：江春，你怎么个打打的，不痛的是吧，那你也让我打一下，说着，忍不住就用刁鬼的文明杖，给了“排长”一下。演排长的演员，见同事的鼻子被打成那样，本来也觉得挺对不住的，可是，下了台还吃这一棍也太冤了呀。他指责“刁鬼”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是刀枪把子不熟练，失手碰到你的呀。你故意打我，这不是欺负人么？接着两人还吵了几句嘴。在同事们的劝解下，双方才平静下来。
　　当演员的，台上不可能没有失误，失误了同事一般也是能理解的。可有时情绪不好，就克制不了自己。不过，演艺生活，是一种集体生活，大家之间的纠葛很多，免不了要瞌瞌碰碰，你说不清其中哪是恩哪是怨。这些恩恩怨怨，恰恰构成了离开舞台以后彼此之间时常会泛起的一些美好的回忆。
　　
　　七、 “红色”坎坷

　　文革后期，正是我们的成长期。1974年的春天，随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战斗歌声，唱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那时我们年轻，血也热，在“红色岁月”的熏陶下，辨别不清路线斗争的真伪，好象国家命运真的到了紧要关头似的，一心想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于是，一个春日，在队革委会的安排下，我和阿牛、小上海等三个人去杭州省城进行革命串联。到杭州的第一天晚上，我们怕找不到旅馆，是在小上海姑妈的家里住的。三个小伙子挤在一张棕绷床上，不知是第一次到省城心情激动，还是参加闹革命激情太澎湃，三个人都睡不着，说了大半夜的“豪言壮语”，畅谈了革命的理想。次日，我们来到省总招待所，在那里找了个大统铺安了身。那天，记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我们三人来到了省体育馆，在那里看见了杭州工人的大集会。省体育馆里人山人海，工人们头带安全帽，手执铁棍，臂上佩着工人纠察的红袖章，个个威风凛凛，俨然是一副工人武装闹革命的架势。场里场外，车多人更多，标语乱，口号也乱。只知道那气氛有些庄严，庄严的令人产生无名的恐怖。第三天，我们还到了省革委会米市巷招待所，去听一个大人物的报告，作报告的人口才很好，很能说。他在报告中引经据典，连马克思著作的哪一篇哪一章节，毛主席著作的哪一页哪一段落都能背得出来。只记得他在报告中说：……“毛主席问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位书记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会出的，不会出的……”。云云万言，滔滔不绝。
　　回来后，我们向文宣队革委会领导作了汇报，不久也在自己团里贴出了批林批孔的大字报。几天之后，还上大街贴县领导的大字报。记得有一次在大新饭店前贴大字报，遇到了不同派别人的质问，演栾平的小方火气大，便和对方（一个并不认识的不同派别的人）争吵起来。这时，福建南平调过来的青年女演员的丈夫老丁正从街上走过，见我们被人围攻，便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结果和人家打了起来。
　　为了息事宁人，我们便从大街上撤了回来。但心里却一直不明白，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革命领袖，难道其它派别的人就不拥护？不保护？难道他们真的是要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在大街上贴大字报，除了表达一下革命态度，还能起到什么作用？那些个革命造反派除了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目的？我暗暗地思索过这些问题，但却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因为那时候我们毕竟太小。
　　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先是文宣队革委会副主任老刘在1974年的7、8月间入了党，后来又提拔为县宣办副主任（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宣传部副部长）；演栾平的演员小方作为造反派的骨干也入了党，并接替老刘当上了文宣队的革委会副主任。到了第二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说是治理整顿，那些个“双突党员”和“双突干部”（指突击入党和突击提拔的人）又不算数了，被除了名，老刘又重新回到团里来上班。
　　不过，我们是文艺团体，不管是有人折腾还是没人折腾，那戏还是照演不误。离开舞台，那还算是艺人吗？该下乡的时候，我们还是挑着铺盖，在开化的山山水水间到处转，吃着百家饭，喝着百家茶，样板戏儿演了一出又一出：《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还有《龙江颂》、《智取威虎山》选场什么的。团里的人，虽说在台下也是你一派他一伙的，总有点面和心不和。原因不外乎是革命观点不同，革命立场不一致呗。有的时候双方为了某个问题争论起来，“接了火”，便会吵得脸红耳赤。不过，一旦上了台，又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开化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老百姓还称剧团）。演出是非常神圣的，容不得谁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戏里去。再说，那年头也没有人敢胆大包天，用个人的好恶去损害革命样板戏，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大事。记得有一回，文宣队在驻开化的某省级单位慰问演出，由于演员挂红灯时不小心，掉落在地上，这事不得了，领队的领导急坏了，刘书记忙下令闭幕，并亲自上台，向广大观众作检讨，致歉意，那场戏重新演过。所以说，戏是戏，人是人，再有成见的人在戏中也只能服从戏的需要，这是一个演员起码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开始了。不过，这一年我们的革命激情似乎有些降温了，没有前些年那样的闯劲了。因为文革运动的反反复复，把我们的热情也给消磨掉了。该开会的时候开会，该演戏的时候演戏。开会时，我们不再大声发言，演出的时候，我们依然认认真真。时间挨到金秋十月，一声巨雷，全国为之震惊，世界为之瞩目：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于是，剧团里又开始排演批判四人帮的文艺节目。什么表演唱《四老汉狠批四人帮》，活报剧《粉碎四人帮》等。曾经跟随过四人帮路线跑的人，终于发现自己站错了队，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宣传演出中去。小方还在活报剧《粉碎四人帮》中扮演张春桥。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竞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遍又一遍地对着镜子，学张春桥的走路，说话，学摇鹅毛扇，还把张春桥以前在画报上出现的照片贴在房间里，细心地揣摩模仿。演出是成功了，观众都说他这春桥演得象。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逃脱受冲击的厄运。
　　1977年前后揭批查开始了，抓纲治国也随之进行着。平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可一提到政治的高度，那只能是“残酷无情了……”。冬季的阳光很温暖，可揭批查的政治空气却很冷，团里的揭批查运动开始了，全团演职员集中在院子里，没完没了地开会，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又来了。先是面对面的批判，而后是县专案组的介入，大有人人过关的意味，只要你和那条线有一丁点的关联，那就要让你说清楚，讲明白。不久，老刘和小方就先后被隔离审查。接着，县里选派路线教育工作组，我和小上海、张老师等人就被下派到底本公社当了工作队员。
　　1977年四五月间，有天早上，我在农民家中吃早饭，这时，县广播站的新闻里播出消息，县里一批所谓的四人帮的骨干分子被刑事拘留了，当中也有剧团里的老刘和小方。小方关了半年，被戴上现行的帽子，遣送原籍劳动改造去了。老刘一直关到第二年的春天，才被处理到一公社林场去接受劳动改造。出狱的那天，剧团还为他开了个会，公安人员把老刘押解到会场，并当众宣读对他的处理决定，而后才为他解下刑具。
　　幸好那段岁月不长，不然，又有一批受冤的人会因路线错误而受苦遭罪，误了自己的一生。
　　后来中央下了文件，县以下不存在什么四人帮的骨干，站错队的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于是全国一大批的政治嫌犯被解冻，春风重新吹暖了他们的心。人们从内心感激小平同志和耀帮同志的英明伟大。是呵，在那种全国人民都在闹革命的燥狂年代里，谁都是受害者呀。只不过有私心的人会在在动乱的岁月，给他人带来伤害。多少年以后，当大家都读懂了那段历史，彼此之间都会感到有些内疚，有些尴尬。十年一笑泯恩仇，就让那段历史随着时光的流水悄悄地逝去吧，生活是美好的，人性总是善良方面多。
　　历史翻开了新页：当年的小方已成老方，在文化馆里当戏剧干部，还演他的小品；当年的老刘早已退休，虽然白发如霜，却依然精神攫烁，正在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编写着地方志……
　　
　　八、 军人之梦

　　1976年的年底，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批兵开始征了，我们这批71届的学员，正是应征的年龄，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站出来由国家挑选。因此，我们这批适龄男生，都向征兵部门报了名。还没到体检的日子，大伙却已经和接兵部队的人混熟了。接兵部队有位指导员叫刘应芳，长得白白净净，文文气气，说话有点读书人的味道，文诌诌的；还有个孙排长，他是福建人，牙齿有点突，给人一种质朴的亲切感，他为人热心爽直，和我们小家伙们走的最近。还有两个军医，一个姓郑一个姓杨，姓郑的直率，姓杨的含蓄。接兵部队的人，还应邀来我们剧团玩，晚上还到团里来看戏。他们对我们这几个小鬼是打心眼里喜欢，有心要多带几个上部队，说是他们的部队文工团正用得着。洪继、我等几个人，想参军的心情很迫切，一心指望早日穿上那身草绿色的军装。
　　孙排长还让我们试穿他的军装，然后，一个劲地夸我们好看、帅气。那些天，和女同学在一起，都有了这样的想法：再过一些时日，可能我们就要天隔一方了，不知彼此之间有没有那种可以点着的火花，然后把它带到部队去。记得我跟她们聊天的时候还带着自豪的口吻说：“我们要去的部队是在陕西韩城……”真是幼稚可笑，好象那闪闪的红星就已经嵌在了自己的头上。不过，我们当中不想当兵的人也有，象肖伟和叶之明就不那么在意，只是想去体检一下，能不能穿军装倒也无所谓。再说，这支部队是基建工程兵，坑道里作业是家常便饭，当这样的兵是要吃苦的！
　　为了过好体检关，我专门到医院去查了一查，结果发现自己血压有点高，可能过不了体检关。为此，郑军医几次为我作了测量，可每次血压都超标。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我的军人之梦就会化为泡影，心里不免生出莫名的焦虑。好不容易挨到体检这一天，我们一大早就被集中在县委党校门前的操场上，先是跑步目测。肖伟跑了几步就显出一脚高一脚低的姿势，让军医给拉出了队列。接下来是测五官，量血压，宋林在测听力时也被淘汰下来。随后，我和叶之明等也因血压高被打掉了。军医们不死心，向体检站要求，让我下午再复查一次。
　　郑军医和孙排长还悄悄地告诉我，喝米醋能降压。于是我特意在去复查前，买了一瓶米醋，偷偷地喝下半瓶。下午再到体检站，找到郑军医，郑军医又把我带到体检的医生那里进行复查。谁知，由于心情紧张，下午测出的结果更高。郑军医无耐地摇了摇头：不行了，没办法了。就这样，我也被淘汰出局，与向往的军营有缘无份了。
　　征兵工作结束，我们这批学员中，有四人符合参军入伍的条件：他们分别是洪继、杨新、舒一平、以及拉二胡的占义召。据说，当时剧团里本不让洪继走的，他当演员条件好，且已经能在团里担纲主演了，走了可惜。可洪继决心大，让他父亲出面和团领导说情，他父亲和刘书记都是南下干部，这样一来，刘书记就不得不忍痛割爱了。我们这批男生一共才十一人，这回一走就是四个，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虽说那时男女同学年纪还小，可朦朦胧胧的感觉已经悄悄地上了各自的心……
　　“你要去当兵了，可别忘了我们噢？”少女的微笑里含着一丝腼腆，还有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失落。胆大一些的女同学还悄悄地给自己心仪的人——即将入伍的男同学送了笔记本——究竟是表达友谊还是表达爱慕之心，谁也说不清楚。
　　送新兵出发的那天，开化中学的操场上，排列着300多名应征入伍的青年，他们身上穿上绿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有说的，有笑的，也有对着父母亲人摸眼泪的……锣鼓喧天，鞭炮响了一阵又一阵。此刻，我的心里空落落的，有送同学参军的别愁，更有自己心愿未遂的惆怅。我此生一心向往的军人之梦破灭了……
　　
　　九、 工作队员

　　1977年春节刚过，我就和三位团里的同事报名参加了县路线教育工作队，下乡来到底本公社的戴家大队，这一年我21个虚岁。我们的队长是文教局的余局长，我们的组长姓吴，是县体委的体育工作者。戴家村有五六个生产队，我被分到三队，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肩上的担子还不轻哩。
　　到村里的第一天，公社的教育干事兼中学校长的老吴，专门请我们工作组成员到他家里吃饭，以表示对我们的欢迎。我们住的房东是一户王姓的村民，他是城镇居民户口，大儿子在城明池电站工作，二儿子在一家镇铁业社工作，三儿子原是下乡回村的知青，几天前才刚刚上调进城当工人。房东还有一个小女儿，那年十七岁，长得高高挑挑的，中学毕业在家待业。吴校长的女儿小芳比她大一岁，她俩都是村里的漂亮女孩。组里还有两个农村选上来的女队员，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刚出头，正值青春年华，由于刚从农村出来，显得有些稚嫩和腼腆。她们就住在村小学老师的宿舍里，那里是原底本公社的老屋。我们男队员就住在王家建好不久的新房子里。
　　工作队的日子是平凡的，也是愉快的，我们每天都要参加半天的生产劳动。刚下到队里那会儿，还是正月，农村那会儿还不忙。那时，村支书是戴家吉，他正带领村里群众发展柑橘生产，我们就随生产队的社员，到河山村出来的那个山坞里挖桔树坑。每个坑要挖成比大锅灶还大还深的样子，接着挑上猪栏粪，用它作基肥，再把桔树苗种下。挑猪栏粪的活又脏又累，社员们怕我吃不消，总是给我少扒一些，可我好强，要和他们一样，多挑一些。队里头男男女女，小青年多，姑娘也不少，我一个小伙子，总要争个面子。几天下来，真是累得够呛。心里头就盼天下雨，或者是公社里开会，因为那样既能得到休息，又不失面子呀。还有一回，队里安排上山割青（割草做基肥），我也和社员们一道上了村后的天堂山。嗨，山上的风光无限好，我是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找草窝子。东走走，西荡荡，可就是找不到茂密的草丛。农民会干活，刀在他们手上就是听使唤。谈笑之间，不知不觉就割了满满一担“青”哼哼哈哈地下山了。可我东抓一把，西扯一搂，怎么也割不多。说真话，我一是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农活，手生；二是心里有障碍，怕蛇。因为小时就听大人说过，割青要小心，草丛堆里有蛇出没，我是最怕长虫的啦。看来这草我是不可能多割了，想多也多不了呀！一个上午才割四十多斤，挑下山的时候，农民朋友和我开玩笑说：小汪，你这担草，正好做两个枕头……
　　工作组是在农民家吃派饭的，虽然那年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较艰苦，可他们总是拿出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我们的吴组长好酒，喜欢泯几口，总爱带只军用水壶，里面装的不是烧酒就是黄酒。正月里，农民家拿酒给大家喝，大家也不客气。过了正月，农民再拿酒，我们就不好意思用了。
　　 有一天傍晚，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屋后打死一条菜子花蛇，便用锄头挑着来到田头，要把蛇给埋了。这时，被我们工作组的老沈看见了，他忙说，不要埋，蛇肉好吃的。老沈和老郑都是防疫站的医生，他们俩就把蛇头断了埋掉，蛇身挂在晾衣的竹叉上，自己动手剥起皮来。当天夜里，就在学校宿舍洪老师的家里烧起蛇肉来，我从家里带到工作队去的一块咸肉，也与那蛇肉一道，成了工作队员口中的美味。小时候曾听大人说过，烧蛇肉有些恐怖，蛇肉要竖起来的。其实，那是大人们吓唬小孩的假话，那天我亲眼看见两位医生烧蛇，就象燉鸡肉一样的香。只是我自小怕蛇，蛇肉再怎么好吃，我一时还不敢去动筷子，老吴老郑老沈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就连农村来的那两个女队员也吃了，都说蛇肉好鲜，好吃！老吴为了鼓动我，就说：小汪，你看，女同志都敢吃，你怎么不敢？这会让女同志看笑话的哩！我迟疑了片刻，心想，不就是吃蛇么，有什么可怕的，你们敢吃我也敢！终于，我鼓起勇气，向那三角状的肉块伸出了筷子——吃了第一口以后，那无形的障碍就消除了。从那以后，蛇血酒，蛇胆我也敢直接入口了……
　　 五月的一天，全村的社员和我们工作队的同志都集中在村大会堂里开会，这会也没有什么内容，原来是县里押解一批所谓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来村里游斗。我们看见了剧团的同事老刘，也看见了那个当过区委书记，也在这个公社当过党委书记的老留。社员们对路线斗争理解得不深也不透，他们见老留脖子上也挂了块“现行”的牌，心里疑惑不解，一再问我：这不是老留么，他也是四人帮呀？他在我们公社的时候教我们科学种田，用人粪尿伴焦泥灰塞秧根，那是很脏的活呀，他不管，把袖子撸得老高，就带头干了起来。这可是个好人呀！
　　 社员们如数家珍地念叨老留的好，可他们并不理解路线斗争是不以人的好坏来划分的。我无言以对，只能是苦苦地一笑。不久，揭批查又查到了我们吴组长的头上，说他和金华的“四人帮体系”有牵连，就被召到金华 “说清楚”去了……于是，组里的工作就由副组长老郑主持。
　　 大队党支部和团支部知道我是县专业剧团来的，便让民兵连长老徐组织青年俱乐部，一周安排几个晚上，让我教大伙唱歌。俱乐部设在村小学校里，开始的时候挺热闹，男青年女青年来了不少，大家在一起唱唱闹闹很开心。后来，农事一忙开，加之新鲜感没了，戏就凉了。和我一同下乡当工作队员的小上海分在青山头大队，相隔我村有两三里地，武功老师张建荣分在最里边的河山大队，这个村的群众比较喜欢文艺，还爱练武。这样正好，张老师一去便拉起了一个武功学员班。不到半年，他的武功班就有了样子，还拉到公社的会议上去做过表演哩，从踢腿到翻小翻，还象模象样的。
　　 转眼，便到了双抢时节。一天，在田里割稻子，有个队上的社员挑我的战，问我能不能不用担柱，把一满担湿漉漉的谷子挑到粮点去。我二话不说，挑起谷担就迈开了飞一样的脚步……队里的人呆住了，纷纷匝舌：瞧不出，当演员的人，力气活也拿得起的。
　　 双夏结束以后，队里要翻晒稻谷，队长让我在粮点里看晒场。这可是我最开心的日子。那时，老吴从体委带来的汽枪还搁在宿舍里，还有几盒子弹。我拿了汽枪，呆在粮点晒场边，一看见麻雀来偷粮，就举起手中的枪。没几天功夫，我的枪法就练得不错了，往往一打就是七八只麻雀，还拿到派饭的农民家里剥了炒了当菜吃。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半年多就过去了，记得好象是在十月吧，地里的秋玉米已长成了一两尺高。那天，我和社员们一起，正在田里铲玉米，工作队队长老余来告诉我说，团里演出任务需要，向县里要求，让我和小上海离队回团，参加团里排演新剧目。张老师因带着武训班，村里舍不得他走，就留了下来，一直到工作组结束。
　　 说实话，到了工作队以后，才又感觉到自己剧团的好，不管怎么说，演戏虽清苦，可那是爱好文艺的人自己最愿意做的事，台上台下，苦中有乐，总是开心的地方多！当工作队员一人包一个生产队，每天还要参加队里干农活，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再说，工作队是临时的，总不是长久之计。走就走吧！说真话，也没什么好留恋的。我离开村子的那天，许多乡亲都到村口来送我，这让我深受感动，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的农民是最善良，最有人情味的。人生最美好的东西不是钱财，不是名利，而是人与人之间朴素纯洁的情感。
　　 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总是把戴家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我调文联工作以后，每年都要带上几个书法家到村子里为农民义务写春联。而村里的朋友，总是把最好的桔子给我们留着。他们说，这桔子是小汪当年在村里一起种的呀……
　　
　　十、 代课老师

　　回团排的戏是越剧《蝶恋花》。这是一出歌颂毛主席夫人杨开慧烈士的戏。戏中毛岸英才八岁，要物色这样一个小演员也真不容易，幸亏当时团里的支委老江，他有个儿子叫婺星，当年才十来岁，正上小学四年级。这孩子从小机灵，虽个头长的不高，性格却十分活泼可爱。加之他长期生活在剧团这样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地方，耳濡目染，造就了他良好的表演天份，于是，征得学校和家长的同意，就让他来演毛岸英这一角色。演戏固然重要，可小家伙是一个在校生，读书也不能耽搁呀。为了使他演戏学习两不误，团里专门安排我给他当随团的代课老师。
　　 我们第一个演出地是江西省的德兴县（现在的德兴市）。来德兴剧场演出的当天，我们住宿有困难，一时找不到地方，好不容易才找到县交通局的一个会议室。时令已是十一月了，天已转冷，我们就在会议室的水泥地面上打地铺。偌大的一间会议室，当中划分为两半，中间用大会议桌隔开，里边睡女演员，外边睡男演员。而且住这里的人必须是组织上信得过的，作风上没问题的。听说团里作这样的安排，有的青年演员就抢先往会议室赶。当中就有位男演员，他属于作风上不可靠的人，却也挑着铺盖要来会议室住，结果就让金团长给挡了回去。老团长长着一副秃脑袋，人虽面善，文化也不高，可一旦严肃起来还是挺威严的。他一本正经地质问那位男演员：谁让你来的？不要嘻皮笑脸，你不行，到剧院那边住去。为了保证宿舍的生活秩序不因男女同室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支部书记老刘也和女演员住在一起，这个南下老干部亲自当“领队”，兼任“宿舍长”。
　　 演出相当成功，看戏的观众纷纷从乡下赶来。再说，那又是一段刚从文艺禁锢中解放出来的日子，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都十分贫乏，看戏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一大渴望。我们在那里一演就是半个月。每天，我都要为小婺星上课，语文、数学全是我一个人教。为了讲课，团里还将挂演出广告的小黑板拿来，并让人买来粉笔，我就正儿八经地当起了“小岸英”的全科老师，尽心尽责地辅导他的学习。小家伙好动，上课的地方又在剧院旁的过道边，人来人往的，很容易分散注意力。我在讲课，小家伙却老是开小差，走神到其它地方去。这时，我便有意问他：小婺星，我讲到哪儿了？他顽皮地做了个鬼脸，乱猜一通。奇怪的是，有几次也会让他给说中的，原来这小家伙，开小差时还留着半个脑子在上课哩。有几次，我也会绷起脸，教训他几句：你是临时演员，懂不懂，你应该好好读书，只有读好书，长大才会有出息。我也问过他：小婺星，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当演员？他这会儿就把头摇成卜冬鼓似的。那时候，我对剧团的生活已经有了深切的感受，演员的饭碗不好端，当不了名角主角，其实心里常常会有莫名的失落，这一点，对于小婺星来说，他是不可能懂的。
　　 这年，国家已经恢复高考，我也曾萌动过想报名参加高考的念头。我还悄悄地到德兴新华书店去找过复习用书，遗憾的是，那时书店里没有这方面的书。翻了半天，只买回了一本《毛主席诗词》，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爱上了文学。剧团工作流动性大，人员是一个萝卜一个孔，加之我又兼着小婺星的代课老师，不一定团里能让我走开。再说，自己也有些信心不足，身在外地，找不到辅导老师，担心报了名，不一定能考上。所以，我只有把求学的心愿暗暗地压在心底。为了不让小婺星在学习上掉队，我就多给他布置些作业，用以巩固他的学业。这孩子虽然好动，不太听话，可小脑袋瓜特别灵。他跟团演出，从德兴，到乐平，接着是万年、弋阳、贵溪、鹰潭、一路演到上饶，可以说是绕了赣东北一大圈。我也就陪着他学习了两个月，辅导他的功课。
　　 十年以后，他如愿以偿，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上海工作。直到今天，他的母亲碰到我，还常常提起那段往事，还会对我说些感激之类的话。她告诉我说：我家婺星现在还念着那段岁月，念着你汪老师哩！
　　
　　十一、 爱的迷惘

　　越剧《蝶恋花》出外巡回演出，团里选定的线路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市县。离开德兴，去的第二个点是乐平。在这个戏里，我们71届的学员在戏里挑起了大梁，十八岁的青年演员少晨和十九岁的许晓晴分别担纲主演，出演杨开慧的AB角。当时我们的师兄弟里有个叫卫君的，外号小胡子，人长的帅气，跟斗也翻的好，在我们这批演员中，他进过高中门，文化水平也算高。他还是干部子弟，老爸是一个区的区委书记。遗憾的是他个头长得矮小，很难有什么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让他来演。在这个戏里，他没角色，团里安排他在台下打幻灯字幕，给主要角色打追光灯。而演杨开慧B角的许晓晴一般也不上戏，正好和卫君上下场交替打幻灯和追光。由于工作上单独接触的时间多了，两人之间便擦出了青春期的爱情火花。但是，谁也不曾想到，发生在卫君身上的这一段短崭的爱情故事，却结出了一颗令人扼腕的酸果，过早地凋落枝头……
　　 剧团党支部书记老刘是个南下干部，文革前曾当过开化的副县长，她对青年人的恋爱管得比较紧。她常常在会上给大家打预防针：人家说我们剧团是个染缸，白的进来，黑的出去。我们可不能让封资修的思想给毒害了，千万要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要粉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做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
　　 我们知道，要说染缸，那也无非是染上一些衣着上爱打扮、情感上慕虚荣的小毛病，人品上并不因为演了戏，就比别人虚假，就没有真情。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无非就是觉得演员在台上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男男女女接触得多了，容易日久生情，担心亚当和夏娃乱食禁果。遗憾的是，我们这十五个同学里头，也有四个女孩，却也是优秀的“尖尖果”。然而，最终却没有配成一对舞台夫妻。三十多年以后，金老师在和我们同学的聚会中，还不无惋惜地叹了口气说；怪我那时把你们管得太严……
　　 没配上对，并不等于这批孩子之间就没有演绎过爱的故事，只是特殊的年代，这批孩子之间虽有那份情，却少了那份缘。比如，舒一平的爱情，是从每日清晨练鼓板的沙签声中开始呼唤，结果又在他匆匆穿上军装去当兵时结束；叶之明和李玉华之间的交往，悄悄的，朦朦胧胧的，有了开头，却没有结局；占义召和那位同乡姑娘发生了初恋，入伍前夕的一次约会，使他激动了好几天，那时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当夜回来，他就把“幸福的故事”说于我分享；高树和他的琴琴好了又分，分了又好，直到结为夫妻。还有一些明爱暗恋了一段青春时光的，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却没能修成正果。
　　 在乐平演出的那段时间，正准备发展少晨入团。那时，我是剧团的团支部副书记，团支部给我的任务就是发展新团员。因此，我也常常会和我们这帮青年演员在一起，聊聊理想，谈谈生活。
　　 我和少晨李玉华三人经常在一起玩。演出之余，相约出去走走，从乐安江畔到火车站，一边啃着甘蔗，一边闲聊，天南地北，什么都说，就是没提过那个敏感的爱字。在找少晨谈心，让她填表的单独相处中，各自都显得不那么自在，填表的过程中她老出差错，我也在心里猜测过，是入团让她激动呢，还是其它什么原因？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少男少女，既渴望爱情，也缺乏勇气面对，青春的笑声掩饰了内心深处那股淡淡的愁绪。
　　 卫君追晓青的事，我们听到了一些传闻，也看出了他的心思。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大家学徒已经转正，都是成年人了，男女之间有爱的萌芽，这是可喜可慕的好事呀。我们年轻人，谁的内心深处不泛起几圈爱的涟漪？只是时机尚不成熟，只能暗暗地构想着未来的罗曼蒂克之梦。
　　 卫君在团里也是很出色的。那时的他，衣服穿的比一般人好，的确良、的卡、涤纶总是他引领着大家的潮流，脚上不是亮铮铮的皮鞋，就是白的一尘不染的力士鞋。每天，A角演杨开慧的时候，他俩就能经常在一起交接工作；若是轮到B角上场，那他在台下打追光，追光灯就成了他的眼晴。女主角在他的眼中不仅仅是英雄形象，而更多的是美女形象。他的目光要追随着“杨开慧”转，而更确切地说是追随着许晓青的身影……那追光灯的亮度虽好，可此刻他的心里更亮，爱的情魔蒙上了他的双眼，他已把丘比特的神箭对准了许晓青。
　　 他对许晓青是动了真情的。每天他都把自己收拾的很风度，很光鲜，头发亮、皮鞋更亮，连那脸上络腮胡也剃得亮铮铮的，泛着青光。他爱的深，也爱的含蓄，只是，他性格偏于内向，什么事总爱搁在心里。那时我俩的关系不错，可他也不曾向我坦露自己的心迹。
　　 从江西回到开化，许妈妈知道了这件事，便为女儿担心，生怕女儿会早恋，并告诫女儿，家里不同意她过早地在团里找对象。这样一来，许晓晴就悄悄地把红丝带又收了回去。卫君和梦中情人之间便平添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于是，他开始忧郁，开始焦虑，开始失眠……本来就睡不好，可又担心会因此失去健康。为此，他又买了鹿茸精和人参双宝素，私自对自己进行“大补”。这样一来，不但没有解决失眠问题，反而更加剧了病情。
　　 1978年的初夏，剧团正在衢州剧院上演《十五贯》和《追鱼》，那时的他由于个子小，只能在《十五贯》中扮演况钟的书童。和我们跑龙套的比起来，他还是个人物表里上名字的角儿，可他以为自己的角色演得不够出色，人家许晓青才看不上他。所以，他暗暗为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而努力，争取缩小他和心中偶像之间的距离。
　　 他和我就住在同一个房间的隔壁铺，有一天，我半夜醒来，见卫君的铺位上没人，便起身去找他，到了台上，我见他正一个人在台上走他的方步，我的心为之一惊，深更半夜的，这可不是正常人的表现呀。前些天就听同事们说，卫君的大脑可能出了点问题，这样看来，果然是个不祥之兆。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劝回睡觉。几天后，他的神经出现了错乱……
　　 这件事一出，引来了满城风雨。这样一来，既伤害了许晓晴，给她带来许多的风言风语，又伤害了别的女孩，据我们所知，当时也有别的女孩暗恋着他。当然，最惨的是他自己，他是用一片痴情，断送了一生的前程，用他纯洁的爱火把自己给“自焚”了。
　　 从此以后，他便从舞台上消失了。无论他的跟斗翻的多好，却再也不可能登台演戏了；虽然他蛮有文采，能写些小诗短句，可这样一来，他就是能写出好诗好句，人家也会把它当成虚幻的梦呓……他成了老病号，只能长期休养。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他父亲调任县供销社的副主任，才帮他调出剧团，分到县社系统下属的一家公司当了一名普通职工。
　　 1993年的春夏之交，卫君由于肝病恶化，过早地离开人世。
　　 送他上山那天，同学们抱着他幼小的女儿，情不自禁地落下了悲悯的泪水……
　　
　　十二、 月晕星昏

　　这里地处赣东北，离我们浙西开化不远，古称浮梁,今为景德镇市，是中国著名的瓷都。这座城市，是我们想往的一个地方。听说要到景德镇演出，大家的心里都乐开了花，一来可以去这座名城谒访，二来也可以在演出之余逛逛陶瓷厂，买一些价廉物美的陶瓷品，为今后的家庭生活增添雅趣。毕竟这里的瓷器可是名闻遐迩的上等佳品呵！
　　 金秋时节,再过十来天，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瓷都的街上梧桐树已开始落叶，天已有些凉意。我们此次来景德镇，带的剧目是《杨八姐智取金刀》，这本戏是开化越剧团在文革前就演过的老剧目，以前上演的时候也深得赞誉，这回复排，起用了青年演员，戏就显得更出彩。扮演杨八姐的是老演员郦雪峰和我们这批的青年演员少晨。少晨因为在《蝶恋花》中成功地扮演了杨开慧，所以她的名声已在当地鹊起，虽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作为青年演员，她已显得比较成熟，在唱念做打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很好的艺术天份。不过，此次的景德镇之行，对她来说就象是做了场恶梦，她怎么也不曾想到，这座名城的舞台却成了她马失前蹄的地方，留下了一段痛苦的记忆……
　　 我们落脚的地方，是市区较偏的一个剧场，记得当年是叫市京剧团的排练场。这里离景德镇最大的河流昌江很近，离人民公园也不远。
　　 每当到了陌生的地方，我就喜欢一个人在出去走走看看，既能熟悉地形，也能接触到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第二天的清晨，晨曦初露，我便一路慢跑，向昌江之畔的人民公园而去，到了公园，踏上一座亭子，面对青山绿水，但见秋雾腾袅，秋水如银。我在这如诗如画的景物里，沐浴美好的晨光，吮吸清新的空气，心情十分畅快。头天夜晚的首场演出，景德镇的一角就让我团给掀动了，散场后观众迟迟不走，纷纷询问团里人要在景德镇逗留多少天？戏要演多少场？有的还大胆地托我团的人给他们买第二天的戏票。剧团里喜欢交朋结友的人多，当晚就有一些人和当地的景德镇人拉上了关系，交上了朋友，也为他们日后购买瓷器打下了基础。当然，与此同时，开化越剧团的名声也就在夜风的吹拂下，悄悄地传遍了山城的每一个角落。
　　 一个县级剧团能在这样一个地级市一夜闻名，这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好事，团领导高兴，全体演职员也高兴。由于观众热情高涨，团里只有定下来，每天加演日场，满足观众的要求。这个戏在衢州排出来后，就在当地上演了，而且观众也是场场爆满，加演日场已习以为常。因此，演员们十分疲惫。尤其是主要演员，那更是苦累不堪。不过，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演员的一旦自己的戏有人爱看，自己演的角有人追捧，得到人们的赞赏，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少晨在这个戏里虽然是个Ｂ角，但由于Ａ角的郦老师演了多场，人很疲劳，需要让她作些休整。因此，B角的出场率也高。再说，少晨的演出同样在瓷都的观众中引起较大反响，好评如潮。所以，日场便以少晨担纲主演为主。秋天换季，人容易感冒。少晨在当地演出的时候，扁桃腺就发了炎，到景德镇后，又没日没夜地加演，扁桃腺就化浓了，声音也有了明显的嘶哑。头一天的晚上她向团领导提出，要求休整两天。领导考虑到，一个县级剧团能在景德镇播下好的名声不容易，这对剧团今后的发展也十分有利。为了保证夜场戏中郦老师能演好，便没把她的请求当一回事。
　　 第二天，日场戏依旧是少晨唱主角。大家没有想到，她上台一个亮相后，只见她优美的动作在做着，嘴形合着音乐的节拍也在动着，就是听不到麦克风里传送她那韵味十足的越剧唱腔。开始的时候，观众以为是扩音效果出了问题，后来发现，别的角色传出的声音是正常的，只有杨八姐唱的是“哑戏”……这还了得，台下的观众开始燥动起轰了：买了票看哑巴戏，这不行，要求退票，退票！——田导演急得跳了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领导急了，忙下令：“闭幕，换人！”
　　老演员郦雪峰赶紧更衣顶替上去，大幕闭了不到五分钟，戏又重新开场，观众的情绪很快就平静下来，剧场的秩序也马上恢复如常。郦雪峰是个非常敬业的老演员，她的救场，犹如救火，一场风波便被及时地平息了。不过，台上引发的风波虽然平息，可台下的风波却尚未开始……
　　两天后，正是传统的中秋佳节，团里头召开全体演职员会，支部书记老金在大会上点了少晨的名。他那谢了顶的脑门亮灿灿地溢着油光，显得严肃冷峻，他说：……这是目无领导，目无观众的自由主义，开化剧团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作为一个演员，这是绝对不容许的……大家都要发言，对这种不正之风都要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进行批评教育。少晨同志也要作出深刻的检查……
　　接着，全团的演职人员开始了对少晨的帮教活动。老演员老艺人们一个个义正词严，指责这种对观众不负责任的错误行为。就连平时对少晨关怀备至的老师，也毫不留情地对她提出批评。当然，也有平时和她不够友好的人，也借机对她进行斥责，或者讥讽几句。剧场里火药味浓，演职员的心情也有些沉闷。少晨愕然了，她怎么也不曾想到，这个小小的恶作剧却捅破了天。什么是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说过，对于演员来说，戏就是天！当演员的，哪怕是亲爹妈死了，上了台该笑的地方还必须笑呀，你怎么能拿观众不当一回事呢？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了……
　　少晨是个坚强的女孩，在沉重的压力下，她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哀伤和沮丧。大家的批评，她听着，既不说话分辩，也不流泪示弱，只是一言不发地听着，听着……整整半天的时间，团里多数人都发了言，有的同事口气还十分严厉。只有我们71届的这十来个人，出于同学的情面，没谁吭声。作为团支部副书记的我也没发言，不是同情少晨的错误，只是觉得，团领导平时对青年演员关心的不够，哑戏事件发生了，是要批评教育，但如何帮教少晨，让她健康地成长，方法上还是可以再讲究一些。
　　1978年的中秋节。这天晚餐，团里让食堂给每人打一碗红烧肉，发一筒月饼。少晨的那碗肉，一点没吃，原封不动地倒了。演出的空隙里，我们站在台的右侧，淡淡的月光从剧场的窗外透进，我从她那稚嫩的脸上读到了一丝人世苍凉的感觉。戏散场后，我们卸了妆，吃了月饼，回到住处躺在地铺上，远远望着天边的月光。这天夜晚，月亮又亮又圆，象银盘一样高高地悬在天边。人们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身在异地他乡的我，心里果真涌起了李白那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幽情。
　　云和月在慢腾腾地走着，不管你的心里是忧还是愁，她依然是静静的；铺在水泥地面上的地铺，凉凉的，我的身上心上不时掠过丝丝寒意。这一夜我没睡好，可我知道，还有其它的人，或许比我更想家……
　　同学们担心，少晨会不会被这场风波给压跨，从而一蹶不振哩？所幸的是，没有。她挺过来了，在两三个月里，她没有主角演，只能跑龙套，舞台有意地冷落了她。直到同年年底，因排越剧《于无声处》，少晨顶另一位演员的角色，在剧中成功地扮演梅林，她那出色不凡的表演，既拓宽了自己的戏路，也帮她提前走出了“哑戏事件”的阴影，使她在人文素质和艺术素养等方面更趋成熟，并为她日后成为浙江十朵越剧新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三、 业余编剧

　　1978年的元旦，是在江西上饶过的。那时我们开化越剧团正在铁路礼堂上演越剧《蝶恋花》。已是春风解冻的时候，文艺界有预感，一些传统剧目要重新登台。团里已经把原来剧团的老艺人请回了剧团，开始悄悄地复排越剧《十五贯》。排戏的时候，剧场的门是关着的，不让外人看，深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此后不久，全国很多的地方恢复上演了一批优秀的传统剧目。我团回县后，便上演了越剧《十五贯》。接着又开始复排越剧名剧《追鱼》。由于被极左思潮禁锢了十年，文艺园地刚刚解冻，那是个文艺大解放的年月，群众看戏的愿望十分迫切。剧团在县城上演《追鱼》，十里八乡的观众，纷纷从农村涌进县城看戏，夜场不够，还得加演日场，真可谓盛况空前。那时，我是县越剧团的演员，在《追鱼》一剧中，我扮演张天师，戏不多，便有时间回宿舍翻看报纸。时年初夏，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创作上演了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这是一部正面反映1976年春夏之交天安门事件的戏。戏上演后，引起了全国轰动。那时的我已经爱上了戏剧文学，见报上全文发表四幕话剧《于无声处》，便认真地学习起来。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并在心里暗暗地想，团里要是上演此剧，我就来担当改编的任务。
　　说来也巧，我的这种预感和想法，还真的变成了现实。这天下午，剧团党支部书记刘雪华找到了我，她说，为了纪念周总理逝世三周年，宣传部下了任务，团里研究过了，准备元旦前后上演《于无声处》，要求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话剧改编成越剧本。她还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
　　团里原来有编剧，“揭批查”中被关了起来，后来又处理他到一个公社林场去劳动改造。因此，从1976年底开始，我就兼职做了团里的创作员，比如编些小演唱、写点快板书、唱词什么的。虽说那些个小玩艺，对我来说已是驾轻就熟了，可这回是要独立改编一部大戏，心里不免是又激动又有些诚惶诚恐，生怕完成不好这个任务。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接受了任务，我的心思便一头扎进了剧本。哪里的对白适合于改写唱段；哪里是人物内心矛盾最有冲突、最能渲泄情感的地方，适宜设计大段的中心唱腔；有些情节，几个心思各异的人物，相互周旋着，就很适宜发挥戏曲中的对唱和旁唱。就这样，我一遍又一遍地先行作了设计以后，又在报纸上作了构思批注，等把全剧都构划得心中有底了，我才从头到尾一幕一幕地进行改编。
　　原话剧本，是模仿曹禺名剧《雷雨》来构戏的，无论是戏剧情境的设置，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比较成功，是一部优秀的剧作。而话剧改越剧，虽然要作一些表现手法上的改动，但大的结构是不会动的。我先让自己融到剧本的情境中去，一旦全身心入戏，便会在感情冲动中迸发灵感。为了赶时间，我一边演自己的角儿，一边投入创作。因此，往往脱下戏装，就回宿舍赤膊上阵。怕脱场误戏，我就让刘义明做我的催场。好在自己当了六年演员，对戏曲形式的运用，有一些舞台经验，所以整个改编工作进展得很快很顺利，一周后，我就完成了剧本的改编。接着团里又建立了导演组，还让我加入到导演组，帮助导演做助理。这年金秋时节，浙江话剧团也在杭州上演《于无声处》，当时的戏票很紧张，为了学习这个剧目，就托李大云为我们搞票，他在开化工作过，刚调回杭州不久。他的父亲是省里的领导，所以搞几张戏票还不是太难。
　　省里观摩回来后，作曲的江老师就开始了他的创作。我还给他当参谋，提了一些音乐设计上的点子，比如用歌曲《红梅赞》的主旋律，来贯穿欧阳平和何芸的爱情。这歌的旋律和越剧的旋律很和谐入味，且也符合剧情的需要。
　　已经是1978年的12月中旬，《于》剧按照计划必须在元旦期间公演。戏是在常山剧院里排的，一边演出《追鱼》，一边排《于》剧。说来真是好事多磨，当戏排到一半的时候，扮演欧阳平妈妈梅林的老演员母亲病故，电报催她回诸暨老家奔丧。为了保证该剧在纪念总理逝世三周年期间公演，不得不临时换演员，而时间这么短，谁又能顶得上去呢？刘书记心里很急，让我推荐演员。我说，让少晨上吧。可她原来是演花旦的，老旦的角色从来没有演过，这副担子她能挑得起吗？领导疑虑重重。我对刘书记说：她天智好，接受能力快，顶角色的任务，没点记性和悟性，连台词都背不下来，也只有让她上了。
　　天虽冷，可排练场的气氛却是热乎乎的。大家把对周总理的一腔怀念之情全都投付在戏上，尤其是少晨，她接受了挑战，并把它当成锻炼自己的一次机会，没日没夜地背台词、练老旦台步。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出色地完成了排演任务。
　　1979年元旦即将来临之际，越剧《于无声处》在开化公演了。该戏公演后获得了成功。扮演梅林、欧阳平、何芸的青年演员少晨、许晓青、叶之明等都得到了观众的赞许。我一个20来岁的小青年，能单独执笔改编一部大戏，也同样受到了社会的好评。这次小试牛刀，奠定了我日后成为业余编剧的基础，并使我与写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四、 告别舞台

　　一九七九年的六月，我们开化越剧团来到兰溪。这次来兰城演出，就住扎在人民剧场。我的朋友方一民，知道我们来了，便来看我，还把我带到他家做客，见了他的父母。我和一民兄的认识，是偶然的一次闻琴邂逅，事情得从三年前说起……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春节，我从事文艺工作后难得有机会在家里过一个清静年。因年前治病，住了二十天的医院。出院后，必须休息半个月，所以，春节期间就没有参加团里的演出。好不容易在家过年，心里有着别样的轻松和愉悦。正月初一这天，我一人出来散步，听到隔壁汪文祥老人的家里热闹非凡，二胡声，琵琶声，悠悠扬扬地传来，俨然是一支民乐队来到他们家唱堂会。汪文祥老人，成分不好，文革期间，也曾穿过九类分子的白布褡扫过地。由于两位老人为人和蔼善良，村里人也没为难他们。虽是老农，可他们的家却总是捡得干干净净的。他们没有儿子，女儿和女婿都在兰溪工作。因为我和他家是邻居，比较了解情况。他家平时客人很少，显得有些冷清。这天为什么会这般热闹呢？一定是家中来了什么特殊的客人。我心生好奇，便一头钻进了老人的家。于是便认识了方家的兄妹。老兄方一民和我同庚，他拉二胡，小妹方红比我小三岁，她弹琵琶，还有一位二妹叫九九，她比较文静，坐在一旁听。交谈后方知，方家的三兄妹是从兰溪赶来马金陪外公外婆过年的。寒喧过后，得知方家和我家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我也是外公外婆膝下只有我妈一人，原来都住在一起，父母回星田定居以后，也只有俩老留在徐塘，每年春节，我家也常让我和弟弟去陪老人家过年。由于投缘，短短的相处，我就与方家兄妹交上了朋友。
　　开化越剧团的牌子，当时在金衢一带已经有些响亮，在外地演出，每到一地都受到了观众的赞扬，尤其是《追鱼》、《春草闯堂》这两出戏，文革前就是团里的看家戏，复排上演以来，更是成了我团当红的代表作，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就好评如潮。此次来兰溪，也同样受到观众追捧。当时，青年演员已经挑了大梁，年轻演员的魅力是戏迷们挡不住的诱惑。尤其是叶之明，他在《追鱼》中扮演张生，这个扮相俊美的男小生，蠃得了不少女观众的追捧。每当剧中休息的时候，许多女戏迷纷纷涌向厢房后台，要一睹男小生的风采。
　　那时，古装戏很走俏,越演越带劲,可是剧团的生活却是流动性越来越大，县级文艺团体不再以服务本县为主，它首先要考虑到生存，只有生存才能发展。于是，出外演出就成了家常便饭。两年多来的巡回演出，那种走州过府的新鲜感已经没有了。再说，伴随1979年春天的来临，改革开放春潮滚滚，中国已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经济社会日趋活跃，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不少有头脑的人，纷纷离开单位，自己出去闯荡世界。而我们剧团的演职员仍然坚守着戏曲艺术这一方神圣的舞台。
　　方家对我这个小老乡很热情，每天的晚饭，他们都让我上他们家去吃。那时，方红在人民路的一家百货公司上班，当年的她，二十来岁，正出落的婷婷玉立，秀丽大方。方母喜欢看戏，我就经常给他们家送几张戏票，请她们看戏。我在几个戏里只是个跑龙套的，演《追鱼》里的张天师，全剧才三五句台词；在《春草闯堂》里，戏更少，不是无名的兵卒，就是刀斧手，一点自豪感都没有。看着团里的主要演员，事业如日中天，不时被鲜花和掌声包围，而自己作为龙套演员，对未来的前程不能不感到迷惘。在那样的境遇里，即使是春风荡漾，我的心海也依旧翻不起大的波澜，有时还不免生出些“少年维特的烦恼”……时逢端午节，我在方家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节日，好客的方家人给了我亲人般的温暖……那时的我，只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大孩子，飘泊的岁月，梦幻的年华。半个月后，我只能带着青春的惆怅，匆匆地告别方家，告别了兰花之城。
　　此后，我们又到了金华长乐剧院演出。时令已是盛夏，酷暑难当。那时剧场里又没有冷气，只有几个晃悠悠的电风扇。演员们在台上演出，身上穿着厚重的蟒袍，脸上被强聚光灯照着，热得就象似在蒸笼里蒸发。我们站在台上，明显地感觉到汗珠子在脸皮上滚动，在胸背上流淌，就象无数小虫子在身上爬行。为了降温，团里从制冷厂买来了两大块冰块，一块搁在台边，一块搁在后厢房里，演员们一下场，脱了蟒袍便向冰块的地方围。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自觉地把这个位置让给主角们。她们毕竟辛苦，又要候场，不能走远。跑龙套的演员，也有跑龙套的好处，我们戏不多，下了场，到再次上场，中间隔着几场戏，时间足有一个多小时，这时我们就可以放松放松，找地方凉快一下。长乐剧院就在婺江边上，旁边还有个防空洞，夏天防空洞里最凉爽，我和刘义明就经常到防空洞里去纳凉。
　　半个月后，我们又转碾到了诸暨。那时诸暨的县城也是破破烂烂的，且街上尘土很厚。开化越剧团原来的班底就是诸暨的民间职业剧团，叫彩凤舞台。因此，团里的老艺人中，多数是诸暨人。在诸暨演出期间，我们71届文艺培训班的老师骆珠珍还来看望团友。她从七四年调回原籍工作后，几乎有五年没有见面了。看了我们这批演员的演出，她心里十分高兴，毕竟是带过我们的恩师，有什么能比自己学生的成才更让她欣慰的哩？她还带来一个女学员来考剧团，这人长的高高挑挑，唱功非常好，嗓子很亮，她唱宝玉哭灵，很有徐派韵味。我们都说，这个演员不错，一定会被团里录用的。谁知，后来她没来开化，诸暨越剧团知道这个人才，捷足先登就给抢走了。几年后，诸暨越剧团上演《红楼梦》，她担纲主演，扮演宝玉一角出了名，走了红，不久，她又被上海越剧院要去了，成了徐玉兰的得意门生、徐派的真正传人——她就是上海越剧院著名的越剧小生钱惠丽。
　　在剧团呆了那么些年，耳濡目染，感同身受之下，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么一个道理，当演员，是要有艺术天赋的。是那块料，很快就能冒出来，不是那块料，只有早点改行，才是明智的选择。于是我暗下决心，要走出剧团，要去寻找一条适合我自己发展的路。
　　结束了长达三四个月的外地巡回演出，八月底回到开化。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十月上旬，又准备下乡到华埠镇上演出。我们把被包都打好了，正待出发。这时，金团长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他通知我，宣传部已同意我调文化馆工作，调令已经下来，今天下乡就不要去了。他让我先去文化馆报到。和我一起调走的共有三位团友，一个是小上海，他和我一起调文化馆；一个是江会计，他调到县医院做财务。并让我们几天后，到华埠参加欢送会。这个消息令我又惊又喜，想不到心中的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联想起自己为了调动的事，找过县委宣传部的汪副部长，当时，正好是我独立改编《于无声处》上演后不久。汪部长曾安慰我说：小家伙，你要在文艺创作上好好努力，调动的事不要急，水到渠成……可真的要离开少年时的男女伙伴，心里还是有些依恋。
　　“八年了，别提它了……”《智取威虎山》中这句台词包含着小常宝多少的辛酸往事呀！而我在剧团的八年舞台岁月，在外人的眼里可能以为多少有些“风花雪月”，可我自己知道，更多的是风风雨雨呀。青春是美丽的，青春更是难以忘怀的。我不可能一挥手就把它抛却的一干二净。此后，我虽然调出了专业团体，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后来又进了机关。但是，人虽告别舞台，心却和戏剧贴的很紧。每当电视里播放现代京剧的电影或演出实况录像，还是禁不住要看到深夜，一直把自己熟悉的会背的戏儿看完……同时，写戏却成了我的业余爱好，30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我的人生，心里有很深的戏剧情结。
　　这本小集子《梨园草》就算是我对戏剧事业一腔情怀的小小总结……我在整理这些年写的戏剧本子时，顺手写下了这么几句小诗，一并赠给我的友人和读者：八年的舞台岁月/孕育过青春和梦想/当我真正读懂人生/便舍弃演技/把真诚的心/捧给/爱我和有缘于我的人……

来源: 开化新闻网 　作者: 汪宇明 　编辑: 颜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