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8日 15:38

    关于余玠（1198-1253）的世系源流和出生籍贯问题，浙、赣、鄂三省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据清乾隆《浙江通志》引明弘治《开化县志》说，余玠“祖籍蕲水，渡江后，住开化县之金水乡”。老根在湖北蕲水，居住地却在现在的浙江省开化县芳林乡溪西村芳坞自然村，岂不本末倒置，莫名其妙？清雍正《江西通志》及《长茅余氏宗谱》则说余玠是江西“分宁（修水）人，侨寓蕲州”，至今修水八贤祠供奉有余玠神主牌位；而湖北蕲州的《余氏谱牒》和相关资料则说余玠“自称”为“蕲春人”，是“由曲江而杭州，经分宁而广济”，由此“推断出他的出生地当是州城的连城街上”，而后“辗转投靠白兔山庄”，“因此，定蕲州广济为其籍贯，是不因余玠‘自己的’意愿而改变的事实”。真是众说纷纭，越说越玄乎。

    不同说法出现的客观原因，当是因为宋元之际改朝换代，战乱频仍，余氏和其他百姓一样，处于战乱徙流之中，相互投奔，居无定所。而考察其直接原因，则是因为在宋神宗时余元谅的第四代孙、德惠长者余仁合的长子余忠臣“以赵公荐，佥判蕲州，遂居任所”，而且该宗支瓜瓞绵延，子孙兴旺发达。从血统上来讲，忠臣公亦确实是余玠之八世叔祖，按遗传基因而言，原本就是一脉相传的。再说余玠的伯高祖余公正亦于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在湖北黄州出任过多年的通判，官声显赫，难免有眷属或子孙滞留那里形成支派。南宋嘉定元年（1208），兵荒马乱，余玠离乡背井举家前往投亲靠友，最后在余氏聚居的蕲州乡下安家落户。出山从戎后，南征北战，官迹又多在那一带，人缘和口碑都很不错，死后的坟墓（有人说是衣冠冢）也离那里不远。这就给人一种认识上的错觉，好象他和余忠臣本来就是土生土长、就地为官的蕲州人。后来当地余氏（大多数是逃难来的外籍侨民）拼凑起来会修宗谱时，叙忠臣孝子、列长幼尊卑缺乏原始依据，又不甘心承认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小后”（修谱无谱头、找不到祖宗的人），只得攀龙附凤冒认宗亲，硬是从关系不甚密切的旁宗侧支或毫无瓜葛的附近余氏族谱上找出个“莫须有”的祖宗出来，一相情愿地往自己所谓的正统上归纳靠拢。甚至为达到功利目的，设法抬高门第，少不了把假话编为真话来说，让一种原本就不统一、或几支早已断了线的杂牌世系勉强接续成长线，人为地统一在“韶州余从一脉”。生前受蒙蔽、或者死后多年的余玠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身不由己地被拉进去与隔河千里的“八世祖余靖”谱为同宗的。既然余玠本人莫名其妙地在湖北“归宗”入籍了，而作为他在浙江的真正列祖列宗（包括直系八世祖余查和生身父亲余旦义）也只好在冥冥之中无可奈何地暂且靠边站，腾出位置由身份更高的人来冒名顶替了。从那时以后，蕲州方面的余氏子孙就把骁勇善战的一代名将余玠作为自己的老祖宗“名正言顺”地供奉起来。

然而，真正的余玠子孙后代并不糊涂，为人处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始终坚持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正统观念。他们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从来没有、也绝对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自己的祖籍轻意划归湖北蕲州，更不允许别人在这个问题上胡搅蛮缠把水搅浑。

    余玠健在时，他的独生子余如孙担任“前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司主管书写机宜文字事”（相当于现在的首长秘书），跟在父亲鞍前马后多年，宗根祖源早已牢记在胸；余玠临终前，如孙就厮守在卧榻旁边，聆听父亲的谆谆教诲，目睹父亲受迫害、遭诽谤、含冤而死的全过程；余玠逝世后，如孙热孝在身，更是寸步不离，坚持为父亲丁忧守灵。虽然以谢方叔为首的投降派“当玠之殁，而忿尚未泄”，在朝廷上掀起一股歇斯底里的诽谤劾论，“遂使恩数未覆于九原，丧柩暴露者数载”。但正义的呼声始终接连不断，两年后的“秋九月，仰籍皇明，俯采公论，有旨趋葬”。当时，宋理宗利令智昏，大权旁落，任由奸臣摆布。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天挺之骨酷类其父的余如孙，“不肯一屈于权门”，更未为全身保位“改为容悦以事当途”，而是冒着生命危险，“钦承君命”，“奉先柩而安葬焉”。草草料理完父亲的丧事，紧接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撰写墓志，要不失时机地为父亲树碑立传。他知道，骨鲠孤直的父亲被迫害致死后，大权在握的奸臣们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一定会泄私愤图报复，寻找茬子向他算帐。“日薄事严”，时间紧迫，事态严重，按常规“谒铭于当世立言之君子”是来不及了，为使父亲一生抗金抗蒙、经营四川的丰功伟绩不至于同高贵的躯体一起淹没消失，只得亲自拿起笔杆，“痛泪含血”，恰如其分地“叙其概而书诸圹”。希望通过墓志碑文争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以便为日后对冤案的彻底平反作舆论准备。

    圹，就是墓碑。他在题名为《玠公墓志》的碑文里，开宗明义地写道：“先公讳玠，字义夫，号樵隐，世居衢州开化芳山”。“先公”即先考或先父，是对死后父亲的尊称；“世居”，就是世世代代居住；“衢州开化芳山”，就是衢州府开化县芳山村。这一生身父亲的居住地址和出生籍贯好比铁板钉钉，是再也明白不过了，怎么会生出这样那样的歧义呢？。

    籍贯讹误的根源，来自元朝中叶宰相脱脱主编的《宋史.余玠传》。是它先声夺人，劈头一句“余玠字义夫，蕲州人”，把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弄糊涂了。不过，这也难怪，那时交通闭塞，出行不便，离事发时间又相隔半个多世纪，当事人早已作古，许多场面已经淡化或不复存在。“与事久，论定之史笔目不伦耳。”作者是胜者为王的蒙古人，贵为宰相，自然为蒙族说话。他从本民族利益出发，戴着有色眼镜，只听一面之词，未经调查核实，闭门造车，误把对手余玠的出生籍贯从浙江开化划归湖北蕲州。这种以我划线、不负责任的治史态度，就时代背景而言，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是，后代有些专家学者著书立说时，竟把漏洞百出、有明显不实记载和错误倾向的《宋史》奉为经典，不辨真假，照本宣科，让这一不该有的历史性错误继续蔓延与扩散。明弘治年间《开化县志》的编者就是这样不加思索地依葫芦画瓢，把本县人当外人看待的糊涂蛋。自己人都这样默认了，外地人岂不信以为真？

    随着时间推移，真相慢慢显露，尘封多年的史料终于重见天日了。现已查明，由孤子如孙亲笔撰写的《玠公墓志》碑文，流传于世的有两篇：一篇是宝祐乙卯年（1255年）十一月初九日，“如孙钦承君命”，将父亲遗骸从重庆移棺到湖北余公山“趋葬”时起草的。以该手稿为内容的墓志碑文已于开庆元年（1259年）被奸相贾似道掘坟盗宝时摧毁，幸亏原稿被有心人辗转抄录，由历代《萝蔓青嶂余氏宗谱》刊载下来。六年后，即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八月初一日，在祖国大地上又开始出现第二篇墓志。这篇新墓志，标题是《光禄金紫资政大夫兵部尚书樵隐余公神道碑》，简称《余玠神道碑》，刊载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开化《萝蔓芳山余氏宗谱》卷之四第13册16-20页，其它余氏家乘谱牒上也屡见不鲜。标题改了，基本内容完全相同，字数已由原来的1438个增加到1786个（均不含标点符号）。虽然开头署名“光禄大夫签书枢密院事李鸣撰文、资善大夫签书枢密院事李性传篆额”，但篇末的落款仍以“孤子如孙百拜泣蕲谨志”，说明余如孙得知父坟被掘开、原碑被摧毁后，恨得咬牙切齿，可又慑于对立面的赫赫权势，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公开声讨与反抗。因为当时战争局势严峻，宋理宗为鼓舞士气，表面上已下“诏追复余玠官职”，但贾、谢、徐、吴一帮奸臣仍在台上张牙舞爪，阴霾尚未扫除，平反阻力极大，从长远计，只能采用韬光养晦的办法，暂且忍气吞声，暗暗在原稿上进行适当的修改、订正和必要的扩充，并请家父的生前好友、仍在朝廷供职的权威人士签名盖章，借以增加墓志的权威性和保护层。这一明智之举，果然产生良好效应，之后谁也没敢动它，使这篇惊世奇文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为使大家全面了解前后两篇余玠墓志的异同，就其主要方面的关键词语与重点片段作如下剖释：1、前文地名后有“科甲蝉联，为邑著姓”，显现有夸耀之嫌疑，后文予以删除了；2、“依阶”改成“依违”，“爵以郡王”改为“爵以郡公”，“国夫人”改为“郡夫人”，一字之差，分量、色彩大不相同；3、“奋衣”其词含糊，扩展为“奋自布衣”，就十分明确了。还有“旋”，具体到“六年正月”，“献俘于京”具体到“献俘其宗王及妃二十于京”，“考千里”具体到“考旦义、小字千里”；4、“嘉熙三年”订正为“嘉熙改元三月”，“制参”订正为“副参”；5、前文几次安丰战役混为一谈，后文分开来写，特别是“金（蒙）贼猝至中国，运饷不至，在洛之士兵杀马而食。先公至，与金（蒙）人血战，北军金（蒙）人皆退走”。这一场“血战”是扭转蒙宋战局的关键，是不可忽略的；6、“天下有何不可为之事”那段话，按前文是“先公”说的，按后文是“赵公”说的，应该实事求是，责任到人；7、“丧柩暴露者数旬”，纠正为“数载”更妥当，从1253年5月18日逝世，到1255年11月初九日安葬，岂止是“数旬”？当然是“数载”了；8、“溧阳荆山之源”的坟地是“上自亲为选择”的，前文未注明，后文补上了，加重了贾似道盗宝毁坟时的“犯上”之罪；9、“孤子如孙百拜志”，体现不出当时作志的地点和心情，在“百拜”后面、“志”字前面，加上“泣蕲谨”三字，不仅客观地把作志地点定位在蕲州，而且把当时含悲忍泪的神态以及小心谨慎的样子刻画出来了，增加了墓志的真实性和感染力；10、前文标题简单，后文标题复杂——把四个皇封的官衔职称和一个含意深刻的外号同时标出来了，“余公”是怎样一个人，使读者看到标题便一目了然。还有前文“特赠五官”之后便没了下文，后文加了宋理宗的25字的哀叹：“……若公者，可谓中兴之名将，殊勋者矣！”更突出了作为爱国将领的高贵品质。

    仅此十个方面，足以证明后文比“摭拾于惶恐”时“出于手意”的前文具体、明确、全面，突出了该墓志的三大特点：{1}履历详早期略后期；{2}自己只追述不论述，多采用宋理宗的评述言论；{3}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息事宁人，免得授人以柄。贾似道原想通过盗宝毁坟，抹杀政敌业迹，结果弄巧成拙，反使余玠光照千古流芳百世。

    四川陈世松根据台湾姚从吾先生的提示，于1998年10月，怀着探索的激情，初次赴鄂东作寻访《余玠家传》出游，并在湖北余洞华先生的帮助下，与开化县地名办公室余志俊取得联系。他从余志俊手上得到的是第一篇《玠公墓志》（又称《玠府君墓志》），原文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浙江开化《萝蔓青嶂余氏宗谱》卷十四。他对该墓志如获至宝，评价极高。在新作《寻访余玠家传》（原文载《蒙元的历史与文化》，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2月出版）一书中叙述了发现该墓志及相关资料的详细经过，掩饰不住相见恨晚的激动心情，他强调说：“特别是从《萝蔓青嶂余氏宗谱》上新发现的余玠、余如孙的作品，以及宋廷出册封余玠的诰命，均系宋人第一手原始资料，其史料价值之高，足可以对《宋史.余玠传》进行全面的补充和订正。”接着，对史料的真伪和出处，用大量的篇幅进行认真谨慎的考证和论述，结果“表明这通墓志，系出自余玠之子如孙手笔”，“是了解有关余玠籍里、家世、生平、履历、勋业的重要原始史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的发现“有助于补史、正史、纠史之误、解史之谜”。史料来源被证实确凿之后，便从产生墓志的时代背景入手，分八个方面进行跟踪追述。首先在籍里问题上，承认自己“附姚氏骥尾”，在1982年12月出版专著《余玠传》时，时间匆忙，拘泥于仅有的手边资料，没有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私家谱牒”，以致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犯了个常识性错误，错把余玠的祖籍定在“淮南西路蕲州蕲春（今湖北蕲春）人”。接着围绕“如何理解余玠籍贯上这一湖北、浙江两地的矛盾现象”，引经据典，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如引述清光绪《萝蔓青嶂余氏宗谱》编者考订余玠籍贯的话说，余玠“生于开化，葬于溧阳，明白如此。《传》误称为蕲州人，愚故备录斯志以订之。然愚考先世族祖名忠臣者，为蕲州佥判，子孙居之。后玠公宦迹至此，因谱为同宗。此误为蕲州人所自来乎？”《传》即《宋史.余玠传》。这段话与清代历次修纂的《开化县志》如出一辙，可从当代学术权威陈先生嘴里吐出来分量就大不一样，他以史为鉴现身说法，澄清了几百年来萦绕在史学界关于余玠籍贯问题上的糊涂观念，在事实面前公开承认：“余氏祖籍原在浙江开化”，“湖北余氏系由浙江开化迁居而来的余氏后裔分支”，并“由此形成为余氏‘忠臣公蕲州派’”。对于与祖籍密切相关的余玠祖坟问题，陈先生是这样推断的：“情况只可能是，玠父逝于迁居地蕲州，八年后始由蕲州迁葬祖籍老坟（开化忻岸余婆林）。为了这次归葬，时已受命宣谕四川的余玠，特意为之立石志墓。”通过新旧资料的反复对比和论证，终于得出了铿锵有力的正确结论：“综上可知，余玠祖籍为浙江开化，有余如孙‘世居衢州芳山’为证。”从而推翻了《宋史.余玠传》及其相关资料以及作者本人以前所写的著作中关于余玠是湖北“蕲州人”的错误论断。

    既然找到症结所在，许多问题本来可以迎刃而解了。然而，陈世松先生接下去的一段话听起来好象有点和稀泥，他说：“明、清以来，方志族谱称余玠为湖北衢州广济人，殆指其初生地和居住地而言。浙江、湖北二地在余玠籍里问题上的矛盾，似可由此化解。”这么一说，籍里上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了，而次要矛盾依然难以化解，且有复杂化的趋势。且不说，把衢州夹在湖北广济之间，在地理上讲不通，仅把初生地与居住地对立起来，在籍贯上就令人费解。按照陈先生的意思，余玠籍里（籍贯）定位在浙江开化，已是证据确凿毫无疑问了，而他的“初生地和居住地”似乎还在浙、鄂两可之间，也就是说，余玠“居住地”是在湖北，“初生地”也可能是在湖北。果真如此么？为正本清源，归还余玠血统真貌，在下曾以二十三代宗孙的血缘情结与历史责任感，凭借还算硬朗的古稀之躯，从上世纪末开始，花了十多年时间内查外调，先后自费走访了浙江、江西、湖北、四川等省的相关地区和单位，查资料，听传说，顺藤摸瓜，不厌其烦地寻找余玠生前死后的蛛丝马迹，着重查阅了从清朝顺治丁酉年（1657年）以来散藏于民间的开化青嶂《芳山余氏宗谱》。发现这些历经变故、幸存下来的所有余氏谱牒世系图上都明白无误地一致承认余玠是开化县青嶂余氏始祖、翰林承旨余元谅的第十三世嫡系裔孙，出生地是离青嶂五里多路的芳山村，隶属于余氏四大望族之一的下邳郡萝蔓世家。先祖余大康早在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就渡江南下进住睦州遂邑萝蔓塘，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余元谅致仕后携子余旺自遂安外坦社迁居开化青嶂，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余查（左金旁）落户芳山，南宋庆元戊午年（1198年）十二月辛未，余旦义的原配夫人巩氏感异梦而生下长子余玠，第三年又生下次子余珍。可见余玠的先祖不是“宋渡江后住开化县之金水乡”，而是北宋天圣八年就已经住进金水乡芳山村了。

    关于余玠、余珍兄弟俩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家乘谱牒虽无详细记载，但也不是一字无存。据1875年《芳山余氏宗谱》卷之五说：“玠公未遇时，居芳山，爱其山水秀丽，作四景诗。后贵显，与名公巨卿唱和甚多。以宋末兵火散失无存。”“未遇”，就是羽毛尚未丰满（或没有得到贵人提携），没有机会展翅高飞，指的就是“玠公”投军前在芳山的乡居生活。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余玠的初（出）生地是在浙江开化芳山吗？

    至于余玠及其一家的居住地，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余玠出生后，至少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一次是1208年由开化芳山迁移到江西分宁，而后转徙到湖北蕲州乡下；一次是1221年在白鹿洞书院无意中犯下人命案后，为避免“殃及池鱼”，连夜潜回白兔山庄，携家带口逃回开化老家隐居，改名樵隐（隐居深山的砍樵人）；一次是1232年6月，任黄州节度副司参谋，官职所至，又由开化芳山举家迁回曾经居住过的湖北。这样来回迁徙，万变不离其宗，老家总还是开化芳山，湖北白兔山庄只是他的第二故乡。

    陈先生在《寻访》一书中还提到一件事，他说：“与余玠过往甚密的蜀人阳枋”在《余大使祠堂记》一文的末尾注明余玠是“蕲州蕲春人”。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他虽然与余玠过往甚密，但毕竟是相隔几千里的四川人，对远在浙西（或鄂东）的余玠底细未必全知，即使会过几次面，戎马匆忙，也未必了解得很透彻，有可能是三分猜测七分道听途说，何况建立余玠“生祠”的梁山军离制司重庆府相距很远，国难当头，谁还有心思去仔细缠磨？

    对于余玠的出生时间，以前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北余洞华先生。他在1997年11月14日写给陈世松的信中，自报家门说：“玠公系我族嫡祖”，“公生于庆元丁巳，一一九七年正月十一日巳时，殁于宝祐癸丑，一二五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戌时。”余玠是否他的嫡祖，明眼人一看便知，无须再绕舌，而这个出生时间，连时辰都有了，言之凿凿，看似准确无误，其实大有疑问。疑点之一是，2006年9月5日下午，我手持介绍信，在湖北省武穴市政协同志的陪同下，到该市博物馆调查，该馆工作人员递给我的资料上，余玠的死亡年月是空着的，问我知道不知道，我口头回答后，又递笔让我给补上。上面登记的出生时间是1197年，没有月、日、时。象余玠这样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如果真的是出生于湖北广济（即现在的武穴市）的话，为什么市（县）级博物馆里对他的生死卒葬没有明确而详细的记载？这样的漏洞怎么解释？

陈世松先生根据新发现的《玠公墓志》所记载的生卒时间，解释道：“庆元戊午，为庆元四年，当西元1198年，宝祐元年，当西元1253年。如此，则余玠实际享年56岁，长期困扰人们的余玠生年、享年不详的问题，由此可以得到澄清和解决。本文第二部分曾经提到湖北族谱上记述的关于余玠的另一出生日期，即庆元丁巳正月十一日巳时，来源于民国壬戌黄梅《四冲天敬公族谱源流考》。二者出生时间，前后相差不足一月，可能是两地余氏同宗传闻有别，当以余如孙的这一记载为准。”以此记载为准是不错的，只是“二者出生时间，相差不足一月”就不对了，可能是陈先生在头尾衔接的月份上搞颠倒了，实际是相差23个月，即1年零11个月，年龄相差近2岁。

    陈先生详细考查《萝蔓青嶂余氏宗谱》中的世系图后，感触更深，他说：“新发现的《玠公墓志》对余玠家世的史料价值，不在于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补充上，而在于它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家属关系及有关状况。”“而比较起来，湖北蕲州任何一部《余氏宗谱》所列的余玠的世系，在余玠家世的记述上，都没有如此明确，更与余如孙《玠公墓志》记载的上述内容相去甚远。这种状况，可能与迁居蕲州的余氏后裔，在独立发展成一个大的支系后，反而不明浙江余氏世系，以至根据自己需要而附会源流有关。”这段有理有据的归纳分析，令人信服。特别是“附会”二字，说到了问题的实质。

    余如孙是余玠的亲生儿子，性格酷类其父，出自他手笔的墓志及文章当然是可信的。那么，后来陆续发现的余玠嫡系后裔的言论行动，是否也具有同样高的参考价值？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萝蔓青嶂芳山余氏宗谱》卷之十五，《余玠神道碑》后面，主编余庆恒抄录了伯英公的三首诗，还特意加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按语：“余伯英，字仲芳，玠公后裔也。玠公子如孙，家居四川成都府余家庄。传至伯英，随叔以贞宦游于外，佐明太祖渡江有功。一日，太祖临朝，念以贞有开国勋，问其嗣，左右以伯英对。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授余伯英衢州府知府。既抵任，公曰‘吾家故三衢金水芳山人士也。’因询问宗族枝派。时，掌谕宗皋公孙讳绍宁者，除本府教授。公请与语。及对，谱牒相同，公遂冒风雪，躬诣芳山拜祭祖墓，流连赞咏者终日。族人馈送礼物，公不胜感谢，依然踏雪而回。后官终凤阳守。”余庆恒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引用和补写这段话呢？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也是在寻找散处全国各地的余玠后裔啊！芳山宗族的大门永远都是畅开着的，希望流落在外的同宗游子们都能象伯英公那样念念不忘自己的老祖宗，用实际行动正本清源。余伯英这次顶风冒雪寻根问祖，的确十分成功。在余绍宁等人的陪同下，既拜扫了葬在古楼庵猛虎出林形的先祖复明公墓、葬在芳山宅后飞凤冲霄形金龙案的先叔祖演公墓和葬在村左凤头山下的山亭公墓，又确认了老家所在地，参与了故乡代表的联谊活动，还得到了血族宗亲的热情接待和丰厚馈赠，可谓一箭三雕，满载而归。事后无以回报，送来一块亲笔题有“折桂扬庥”四字的牌匾（字见敦睦堂《萝蔓青嶂芳山余氏宗谱》卷之八），而且，心有灵犀，诗兴大发，为当地余氏宗谱留下了《诣光禄大夫复明公墓》、《诣迪功郎演公墓》、《题芳山山亭墓四时景》等三首情景交融、烩炙人口的谒墓诗（出处同上）。其中第二首写道：“明月清风自一家，晓餐芝露晚飧霞。有人问我祖居处，余氏芳山万树花。”前两句倾吐寻找祖籍的艰难历程，后两句则用不容置疑的口吻直接回答了一直难以解决的籍贯问题。这也从正面进一步证明了余玠确确实实是浙江开化芳山人。

    纵观余玠世系衍脉，源远流长，上下联贯，来龙去脉一清二楚。考察余玠一家的出生籍贯，他本人生于芳山，他父亲生于芳山，上溯八代皆生于芳山，有谱为证。现将调查结果整理成文予以公开发表，上慰先灵，下示来者，也算是在下向先世族祖余玠诞辰八百一十周年所奉献的一份薄礼吧。（2008/8/7）

    注：拙作《余玠神道碑评注》、《解读余玠诰命》、《余玠诗词初探》和《余玠年谱》，累计68200字，已分别在衢州市第7、8、9、10期《历史文化研究》上全文刊登，本文是专题的最后一篇，拟以《南宋名将余玠》为名，集结成册。

来源: 　作者: 余炳松 　编辑: 汪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