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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记录了时代,我记住了它——那些年,家乡电影的记忆

2020年12月1日 09:18

  家乡在每一位游子的眼里都是最美的,家乡的一草一木,家乡的河流山川,家乡的浓浓乡情始终没有忘却。我们这一代人为了生计奔波在外,可心始终和家乡紧密联系着,纵有千山万水也阻挡不了回家的路,沧海桑田也改变不了对家乡的思念。

  时间很快,我已过了不惑之年,从孩提时开始,就懵懵懂懂知道家乡的美:那低矮的瓦房,那甜味的井水,那充满着甘露的空气,还有母亲唤儿回家吃饭的声音,还有田园里老牛和着的“哞哞”声……

  那时,每当夕阳的余晖慢慢落下,一听到今天村里要放电影,作为小学生的我们就早早地搬着长凳去晒谷场占位置去了,直到父母摸黑唤着娃儿的名字来找人。那个时候,每人都两眼喜悦地看着电影银幕,是那么的回味,那么的美好。

  一

  说起电影,那是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改革开放初,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还是很少的,还好我们那里是乡政府所在地,曾经小队用房变成了乡文化站,晒谷场改造成了露天篮球场,屋檐下挂上“人工小太阳”,屋内有电视室、阅览室、棋牌室等。

  上小学的我们,天天盼望着天黑,因为一到晚上,这里就是我们的乐园。我记得那个时候,一本《意大利童话》我们可以看上好几天,一场“打台湾”的棋类游戏,可以让我们快乐一整天。特别是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等着每晚六点半开始播放的30分钟的动画片,那是多么兴奋的一件事情。

  但是,记忆最深的还是乡村电影院,那是我们这一代人永久的回忆。

  说起电影院,当时国家为了繁荣乡村文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筹备电影院,于是在1982年成立了张村影剧院,选址就在中村乡张村村的大会堂,这里有1200平方米,可以容纳848人。张村影剧院是开化县第一家乡镇影剧院,老爸(宋谷坤)就成了第一任影剧院经理。

  老爸1968年(老三届)从开化中学高中毕业后,曾经在茅岗水库从事政工工作。听茅岗水库退休的叔叔们讲,老爸那个时候可是茅岗水库的“一支笔”(文章写得好,字写得好的意思)。后面,老爸考上浙江大学水利工程系,但因种种原因没上成。但是,老爸对学习的信念始终没有放弃,这个信念就变成了对小辈学习上的要求,于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就成了家训。经历了放弃乡政府、供销社、粮站等工作后,老爸最终考上了乡电影队,成为第一批宣传党的政策的电影放映员。在那个时候,并不是谁都能成为电影放映员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要会写宣传文章,口才还得要好。因为,电影放映员是最基层的宣传员,写的东西还要老百姓看得懂。听老人们说,老爸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文采出众。

  有了电影院,村大会堂外面的这个小广场就更加热闹了,仿佛给这个浙西山区小乡镇注入了灵气,让整个村庄都动了起来。每每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电影院广场上就人声鼎沸,笑声、打闹声声声入耳。那个时候,电影成了家乡人叙友情的一道桥梁,成了年轻人谈恋爱的月老地,成了儿童们看外面世界的小天地。

  除了电影院,还有就是流动电影队,那个时候农村文化生活的确很单调,一个村基本没有电视机,于是流动电影就成了农村的首选。看电影成了农村人最开心的事,只要往晒谷场上一坐,漆黑的周围响起了《牡丹之歌》,随后伴着电影胶片机“嗒嗒”齿轮声的响起,劳作一天的人们便会忘记疲劳、享受快乐。但是,乡镇电影队就一台流动机器,于是老爸作为电影院经理和电影队队长就成了“香饽饽”。那个时候,家里来的大伯们和叔叔们基本上都是各村的村干部,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让老爸早点去他们村放电影。记得老妈说,我们过“灯日”(元宵节)都会有十几桌的客人。那个时候,乡村电影可谓是众星捧月。中村乡总人口不到一万人,整个乡就一条县道,以山地为主,那时老爸需要辗转山路去各村放电影。每次夜深人静,老妈还在翘首盼着老爸能安全回家。老爸也经常给我讲在放电影途中遇见的《有仇报仇》《走上坟头》等“鬼故事”,直到现在,我也还清晰记得老爸给我们讲过的那些电影人口中的“鬼故事”。

  二

  作为第一代电影人的老爸,多次获得浙江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衢州市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等殊荣,他也是开化农村电影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位。在老爸身上,我看到了严谨,有几次我看到他在调试机器音质,用白色胶片不断通过音鼓,每次胶片通过音鼓时就会发出很刺耳的声音,但老爸还是一遍一遍听着、调试着,直到完全满意的声音出现才行,调到三更半夜就成了常态。有时候我也会问他,这个电影声音差不多就行了,干吗那么累。老爸会严肃地告诉我:“做一件事情,一定要严谨,一定要认真,不能马马虎虎。”直到现在,这句话一直指引着我。

  老爸也是位低调的人,每次比赛都自己写文稿,获得荣誉也从不炫耀。直到电影院取消了,不经意扔在地上的几张发黄的奖状,还是被我偷偷收了起来,现在也不知道放哪了。老爸是非常有才气的人,记得他曾经代表开化县参加全市电影幻灯片比赛,为了写好故事,他挑灯夜战。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全凭自己想,一个晚上过后,他就拿出了一篇叫《卜东发拆屋》(谐音)的普法教育幻灯片,最终获得了幻灯片一等奖,成了电影人的骄傲。

  1988年,我上初中那年,电影人赶上了好时代,老爸承包了电影院,用家里的存款和从朋友处筹集到的一些钱,花了一万元买了两台井冈山16毫米座机,让家乡的电影院“鸟枪换了炮”。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习惯去电影院看电影,买上一包一毛五分钱的瓜子,花上五毛钱买一张电影片,可以开心一个半小时。荧幕上的《少林寺》《小翠》《刘三姐》,就成了我们这个年龄的经典回忆。记得那年,也是老爸承包电影院的第一年,放映《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加上老爸的策略,两天时间总共放映收入达三千余元,这个数字可是每张电影票几毛钱积累起来的。那个年代,看完这个电影的,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出电影院的时候,每人眼睛都是红红的。那时候,电影院小广场真是热闹,每天都好像过年一样,于是“鸡毛换糖”拨浪鼓的、卖气球的、卖麦芽糖的……一股脑出现在小广场上,给家乡带了生气。后来的《女子别动队》也给电影市场带来了火爆场景,茅岗水库连夜派车要求老爸加映一场,到了目的地,夜虽深了,但大家还在水库生活区等候着电影队的到来。半夜了,电影结束了,人们还意欲未尽,还在谈论着林曼云、杨教官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大众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家家有了彩色电视机,市场上有了好玩的游戏机,花一元钱就可看一个下午的录像,多元化的精神生活让大家有了更多选择,农村电影慢慢失去了生存空间。在1998年,张村影剧院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曾经给我们带来乐趣、带来知识、带来欢笑,伴随着我们60后70后,还有部分80后成长的农村电影,慢慢退出了视野。记得有一年回家过年,按照原来传统,除夕夜村里要给村民放一场电影,可是电影才放了一半,整个放映场只剩下了老爸和我。老爸风趣地喊道:“大家留下陪陪我哦。”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但我从老爸的脸上看得出,他是那么不甘心,那么无奈。

  家乡的电影人、电影事到这就讲完了,没有很多的优美语句,没有更多的语法结构,但是对于我这个身在异乡、从小就和有电影结缘的游子来说,每写到一处,都是满满的回忆,满满的不舍。我仿佛又到了那个漆黑的夜晚,在漫天星星的苍穹下,一群小朋友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地席地而坐,一起看着电影,不时哈哈大笑,不时伤心得痛哭流泪,不时害怕得将头低下躲起来……

  现在的家乡,经过历代乡党委乡政府的努力,旧貌换新颜,“梅花诗乡,道洽故里”“养心中村”“研学小镇”“大源头艺术古村落”等一张张“金名片”显示着家乡的变化,家乡美了,家乡人富裕了,原来的电影院成了文化大礼堂,但还是抹不去我对张村电影院的永久回忆。

来源:开化新闻网   作者:浙江传媒学院 宋冬冬   编辑:郑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