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伯英是南宋名将余玠的第五代孙。自宋宝祐元年(1253年)农历五月十八日，余玠气血攻心导致故疾复发，薨于重庆帅府之正寝，随后以“莫须有”罪名受到迫害，株连独生儿子、大社令余如孙被杀(1265年平反后，赠承事郎)。当时，余如孙有个儿子余光勋(后赠承务郎)年轻不懂事，留在帅府攻读诗文。噩耗传来，上下震惊，为保存余氏正宗血脉，避免被斩草除根，由保姆和卫士带着他连夜逃离重庆府邸，辗转来到成都北门外安家落户。祸兮福所倚，不仅逃过致命一劫，还在那里娶妻生子繁衍后代。经过休养生息，人丁逐渐兴旺起来，田园扩大，命名为余家庄，推崇余玠为余家庄始祖。

　　余光勋究竟有几个孩子，缺乏证据不敢妄断。但手边有确凿资料足以证明，他至少有两个“以”字辈的孙子：小的叫余以贞，大的叫余以什么，尚不清楚。只知道大的有个儿子名伯英，字仲芳，是个能文能武能屈能伸的传奇式人物。

　　元末，余伯英长大成人，为报国恨家仇，毅然离开余家庄，跟着叔叔余以贞出川投奔朱元璋，南征北战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明朝建立后，余以贞因渡江功“仕至乡尹”，也就是担任过乡长镇长之类的地方小官。他像曾祖父余玠一样，以心许国，不论官职大小，照样日以继夜忘我工作，终因劳累过度病死在乡尹岗位上。

　　荣迁三衢溯根源

　　叔叔死了，余伯英怎么办？“一日，太祖临朝，念以贞有开国勋，问其嗣，左右以伯英对。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授余伯英衢州府知府。”嗣，嫡亲血侄。看来当时余以贞还没有家室跟随，至少是没有亲生儿子跟在身边，不然，接班顶职的应是亲生骨肉，不会荫及侄儿受封。余伯英因祸得福，两付担子一人挑，一起步就荣任衢州府知府！他含悲忍泪办完叔叔丧事后，根据叔叔生前“尝为予言”的寻根遗嘱，带着随从和祖传余氏宗谱到浙江省衢州府走马上任了。

　　余伯英上任伊始，就积极谋划追根溯源敦宗睦族之事。曾开门见山地对同僚们说：“吾家故三衢金水芳山人士也。”故，就是故里、籍贯，三衢即衢州，公开承认自己的老家在衢州府开化县金水乡芳山村(即现在的村头镇小溪边村)，大胆亮明祖籍，放出寻根信号，为下一步祭祖联宗、续修宗谱活动做好舆论准备。因询问宗族支派时，得知有个在本府担任教授的芳山人氏余绍宁，据说他是老掌谕余宗皋的嫡系孙子，熟知内情，马上请他出来说话。相见后，详细询问了芳山宗族情况，还把随身带来的祖传残存谱牒拿给他看。余绍宁受宠若惊，当然投桃报李也拿出自己保存多年的旧宗谱让余伯英过目，相互一核对，果然祖宗世系基本相同，证明一百多年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双方知根知底了，心里都特别高兴。因当时公务繁忙抽不开身，待到寒冬腊月稍有余暇，在余绍宁等人陪同下，顶风冒雪，亲自到开化芳山拜扫祖墓——既虔诚地拜祭先祖复明公墓和先叔祖演公墓，又在当地老居民的指引下，穿两弄，进三厅，实地踏勘和确认了梦寐以求的祖籍老家所在地。还应邀在逸志堂参加了与故乡宗族代表的联谊活动。诉衷肠，谈展望，百感交集，感慨“天寒骨肉暖，地冻血族亲；故墓添新土，情谊贯古今”。离开前，盛情难却，还接受了乡亲们的丰厚馈赠。这次来去匆匆，初步了却寻根问祖心愿，可谓满载而归。事后无以回报，送来一块亲笔题有“折桂扬庥”四字的牌匾，还为当地余氏宗谱留下了《谒光禄大夫复明公墓》《谒迪功郎演公墓》两首情景交融的谒墓诗。

　　敦宗睦族偿宿愿

　　上述引用原话及相关故事情节来自大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萝蔓青嶂芳山余氏宗谱》卷之十五，是紧跟《玠公神道碑》及有关诗词后面，主修者余庆恒特意为伯英公添加的编者按语，意在号召流落在外的芳山余氏后裔们向伯英公学习，无论流落到哪里，无论官居何职，都要像伯英公那样心怀故里无私无畏，一旦时机成熟，都要落叶归根正本清源。原文前后连贯，一气呵成，是写实，也是点赞，句句振聋发聩，富有传奇性。原文如下：

　　“按：余伯英，字仲芳，玠公后裔也。玠公子如孙，家居四川成都府余家庄。传至伯英，随叔以贞宦游于外，佐明太祖渡江有功。一日，太祖临朝，念以贞有开国勋，问其嗣，左右以伯英对。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授余伯英衢州府知府。既抵任，公曰‘吾家故三衢金水芳山人士也。’因询问宗族枝派时，掌谕宗皋公孙讳绍宁者，除本府教授，公请与语。及对，谱牒相同。公遂冒风雪，躬诣芳山拜祭祖墓，流连赞咏者终日。族人馈送礼物，公不胜感谢，依然踏雪而回。后官终凤阳守。”

　　宦游，寻找出路的客气话；佐，辅助；躬诣，亲自到尊长那里去(拜访或请教)。“玠公后裔也”，语句平平，却充满了惊喜和自豪。寥寥数语，思乡之情溢于言表。这段话，首次传递了中断118年的余玠后裔信息：他们不但活得有滋有味，而且向外发展事业有成，后继者有勇有谋，重振了芳山余氏家声。得此双重佳音，谁不为之欢欣鼓舞？

　　然而，这篇按语，惜字如金，总共才177字，牵涉到余伯英的一生一世。跨度大，范围广，行文似蜻蜓点水，点到为止，留有许多想象空间。虽然把余伯英与余玠、余如孙、余以贞以及和朱元璋的关系交代清楚了，把余伯英的受封经过和初赴芳山扫墓的故事情节也刻划出来了，但线条粗放，时断时续，光凭这几句话，还不足以证明他对芳山的深厚情谊和重大贡献。幸好案头有一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礼田中和堂《萝蔓青嶂余氏宗谱》卷之一的《石坂通判原注公传》，写得比较具体、精彩，正好填补了这篇按语的不足部分，使余伯英的光辉形象突然高大起来了。原文加标点抄录如下(中间少数不清楚部分用省略号)：

　　“公讳汝观，字原注，进一居所公子。幼颖悟能文，父老咸器重之。及长，魁梧奇伟，状貌非常，有才能，理烦治剧，人皆任以事焉。明兴，命有司举人才，以公应荐，除凤阳通判。时，玠公裔孙有伯英公者，先任衢州知府，后以事安置凤阳守陵，与公序所出，乃曰：‘吾叔以贞，当开国初建功名，仕至乡尹，克绍玠公业。然，尝为于(予)言，始祖玠公，原三衢人，世居金水乡芳山，称为望族。今芳山宗族未知若何？渊源所在不可忘也，小子其识之。’……‘予曩在衢州，尝与宗人教授绍宁讲厥谱牒，尚未详悉，方将会诸宗而讲明源流，相与敦睦耳，不意一旦又复至此……’(原注)公乃为伯英公述芳山宗派昭然可考，伯英公大喜。后伯英公复至芳山拜祖墓，并留诗以记之。其始末载在旧谱，盖自芳山遭难后，宗族散处数百年。迄今枝派详明，使人得知所宗，皆(原注)公与伯英公之力云。”

　　该传正文285字以上，分三段，明写原注，暗赞伯英。

　　从语意上分析，通篇没有伤感、埋怨和指责，倒是充满温馨、坦诚和期盼。这场对话是由“序所出”引起的——即由相互自我介绍交流身世引出正题。口气平淡，波澜不惊，以伯英公的忆旧为主，作者代述为副。这里的“始祖”，无疑是指成都府余家庄余氏始祖余玠。两次提到“复至”：第一次从衢州复至凤阳，第二次从凤阳复至芳山。这说明余伯英授衢州府知府之前是在凤阳一带工作或带兵打仗的，那里可能有他的眷属或叔叔的坟墓，后来根据工作需要才又从衢州调回凤阳。种种迹象表明，他与凤阳缘分不浅，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是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发迹的起点在凤阳，命运的归宿也在凤阳。就整个人生轨迹来看，余伯英几次奔赴故里芳山为先祖扫墓和辑修宗谱，只是他人生舞台上的小小插曲，但对祖籍芳山而言，却是惠及万代、功不可没的大动作，有言有行有成果，有声有色有影响，万万不可小觑。考察其活动范围，他的行走路线图应该是这样的：成都府余家庄→长江三峡→安徽凤阳→浙江衢州(→开化芳山←)→安徽凤阳。循环往复，形成以祖居地芳山为中心的考古场景。从字面上看，伯英公讲了一次又一次；原注公似乎哑口无言。其实原注公才是这次谈话的轴心和主角，他不仅插话了，而且讲的话语还不少，始终彰显他的影子。由此推断，他是知道余伯英的来历和行踪的，而伯英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并不完全了解他，这些背后故事都被作者通过剪裁巧妙地省略掉了，让很多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和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隐藏在“昭然可考”四个字中。开始各怀心事相见恨晚，心情比较沉重，谈着谈着，发现彼此志同道合话语投机了，心情豁然开朗起来，以致进入弹冠相庆地步。

　　余氏芳山万树花

　　原来，当初余绍宁在衢州讲给余伯英听的是近期宗族演变情况，对于芳山余氏的古往今来，特别是连续遭受元军五次洗劫骚扰情况，或者是匆匆忙忙来不及详细叙述，或者是连他自己也懵懵懂懂不甚了解，或者是对新来的知府大人心存疑虑，不愿一下子和盘托出。若干年后，余伯英因故安置到凤阳守陵，在与同宗同辈人、时任凤阳通判的余原注交流思想时，原注公从大局着想，亲口把芳山余氏的来龙去脉大起大落的演变过程一五一十告诉了余伯英，弥补他先前一知半解的不足之处。这才有余伯英大喜过望，第二次或第三四次从凤阳出发，直接奔赴芳山调查核实、祭祖联宗、留诗题词、续修宗谱之事。“复至”就是重复到达。这个再一次，是指第二次或第三、第四次。它不比工作间隙戎马倥偬的第一次，既不是冬至前后的寒冬腊月，也不是心血来潮的仓促奔波，而是看中机会有备而来，活动的范围比较广泛，停留的时间比较宽裕，甚至是轻车熟路来往次数更多。这种追根究底的深化工作，必须脚踏实地查资料，听传说，扩大范围，步步深入。因为原注公明确告诉过他：“芳山宗派昭然可考”。昭然，就是明白无误；可考，就是有原始的史料可供查核，只要有信心有恒心，一查到底，就能如愿以偿。余伯英说到做到不负重托，只是他实现愿望的过程被省略掉了。最后那几句话显然是作者添加的。说余伯英的研究成果，“其始末载在旧谱，盖自芳山遭难后，宗族散处数百年。”暗示当地旧谱历经变故损失极大，但据他判断不会损失殆尽，总有“漏网之鱼”，流落在外的谱牒、散处于别处的残篇断简一定不少。说余伯英几次去芳山，名义上是祭祖联宗，实质上是竭尽全力广泛收集资料，酌情订正和修改补充原有宗谱。他这样做，既完成叔叔生前遗愿，延续和完善了芳山余氏的血脉传承文字，使“迄今枝派详明，使人得知所宗”——直到现在支分派别详细明了，使人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属于哪个宗支派别。

　　至于余伯英到凤阳当官一事，编者按和原注传的提法是不同的。前面说“后官终凤阳守”，后面说“后以事安置凤阳守陵”。地点没有变，守的含义变了——前一“守”字，是名词，是太守之守，至少六品官衔，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或市委书记。后一“守”字，是守陵之守，作动词用，就是替人家看守坟墓。这种没品位没官衔的差事不是官方任命，而是民间“以事安置”。什么事，没有讲，大概是皇家秘密吧？安置不同于命令式的派遣，含有特殊照顾的意味，带有居家养老性质。看守坟墓是低级粗活，不用动脑筋，不必担风险，神秘、肃穆、简单，是普通老百姓的分内事。余伯英从一市之长突然降为普通市民，还干这种末等末途没名没利的苦差事，这不是开除公职削职为民受到严厉处分了吗？看起来相互矛盾，也很骇人听闻，可仔细一想，其实不然。

　　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是朱家王朝277年的发祥地，那里有朱元璋父亲母亲和哥哥嫂嫂的陵墓，是名副其实歪打正着的龙兴之地，他不重视谁重视？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当初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后，曾打算将祖坟迁移到风光旖旎的南京紫金山，指派精通风水的国师刘伯温去勘查，刘看后禀告说：“山川灵气不可动，一动就不灵了，会破坏朱家龙脉。”朱元璋相信迷信，听了此言，不敢造次，遂放弃迁坟移墓念头，选择在凤阳原址上修建大型皇陵。守陵者，肩负慎终追远重任，非亲属或亲信不可，能担当守陵兼修陵双重任务者，不派亲如兄弟的得力干将怎么行？想当年，余以贞叔侄俩拼死拼活替朱家打天下，可谓是肝胆相照的开国功臣。如今以贞公以身殉职了，两块勋章一人挂，他的贤侄就是朱元璋的贤侄，不用他用谁？所以先封余伯英为衢州府知府，还派剿贼有功的(堂兄弟)余天祐做他的副使，让他历练历练增长才干。考验合格了，才以守陵名义调他回凤阳。工程竣工后，朱元璋马上兑现诺言，改濠州为中都凤阳府，把余伯英正式委任为“凤阳守”。

　　基于余伯英“后官终凤阳守”这个历史定位，我们相信伯英公一定有不少孝子贤孙遗居在那里，形成庞大的余氏凤阳支派。由此继往开来，南宋名将余玠不仅在四川成都府余家庄留有许多后裔，在安徽凤阳府留有许多后裔，或许在湖北广济在江西分宁甚至在国内外其他地方也同样留有不少后裔，可谓是孝子贤孙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