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元（1768-1834），字士旋，号金溪，开化县华埠镇孔埠人，少有神童之称。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仅十六高中浙江乡试举人，五十五年（1790），恩科会试举贡士，因患痘疹而误殿试。癸丑科（1793）补行殿试，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元年（1796），任礼部仪制司行走主事，二年（1799）补武昌部湖广司主事。时，有太史杨某上书嘉庆帝，评议朝政，触怒龙颜，下旨重治。敦元不计个人安危，冒死上谏，秉公处理，感悟皇帝，赦免杨某死罪，从轻处理。秋审结束，适逢京中三年一次考核（京察），戴敦元被列“京察”一等，誉满京师。敦元体恤下情，每逢良辰佳节，他让下属皆归私宅，合家过节，自己仍宿本衙，办事如平日。三年（1798）出任山西主考。六年，续修《大清会典》，任副总纂。二十三年（1818）成书，计八十卷，汇集清政府各部职掌、政令，及职官礼仪等制度。二十四年（1819），任广东高廉兵备道，轻车微服上任，至赴粤要道南濠镇（今属江苏苏州），赁屋而居，杂处于广稠之中，以商人身份与乡民交往，秘密查访粤地风情及官吏、盗匪情况，因详知熟闻，每次审案，胸有成竹。秉公执法，恩威并举，使歹徒伏法。高廉百姓称颂其德，称之为“神公”。正如他在《南雄驿题壁诗》中这样写道：“卅载清华屡沐恩，五旬持节莅南蕃。平生志学难斯信，前辈风流俨若存。报国无才勤补出，安民有愿净除冤。寸香片石皆尘砾，莫道归装玷此言。”以示自勉。道光元年（1821），任江西按察使。负责掌核全省刑名案件，管理狱政。时衙门办事人员少，积案甚多，敦元闭门谢客，亲自动手，详阅案卷，细察民情，并延清深谙刑事属吏，协助共理。每案均亲审详推，不数月，清理全省积卷陈案四千余件。

　　按大清律法，凡获盗匪首犯三名以上，许送刑部论功迁升，不及三名不送。时有县令，素与敦元友善，欲趁此邀功。是案经详审查实，该县捕犯三人，皆不足死刑，遂即除名，县令深感失望。敦元乃婉言谕之曰：“君子爱人以德，吾与你固为好友，就当直言相告；为官者应积阴德予子孙，若害人命以升己官，乃大不善矣。”事后，有人欲宴敦元，以感其恩德。敦元推辞说：“为官食禄，为民办事，典章自有规定；宴请利索，典章遗训无文墨记载，吾可不敢为之。”壬午年（1822），升任山西布政使。临行嘱咐家人曰：“本官去后，尔等切不可索扰地方官。”清代大官赴任，所过州县，设宴洗尘，迎送赠礼。唯敦元自江西起程赴山西，日以麦饼六枚为三餐，不解衣，不下车，五更呼夫驱车，晚宿晓行，独行数千里，沿途州县官员无人知晓。山西藩署向有陋规，在征收钱款时，可以从中索取一笔“额外之财”按官职大小私分，谓之“厘头银”。敦元至，则革除布政使衙门官员私分“厘头银”的陋规。他责问僚属说：“官有养廉，仆御为官豢养，那来的嬴余可分。”三年（1823）署理湖南巡抚，会同湖广总督奏请升调综理漕运、盐业、河工、榷关、粮饷等事宜。秉烛审理，常彻夜不眠。年底回京，任刑部侍郎。十一年（1831）升刑部尚书。无论于地方还是京师，敦元均杜绝私人请托，非公事不予接见同僚。每日归家，闭门读书。所治狱案，皆合乎情理法令。阅案牍过目不忘，吏有误引律条，或枉法徇私，即纠正查处。帝有所询，常援行律例，百无一误，上下敬服。并结合治罪审判，发现当朝刑律纰漏，遂罗列条款，奏请朝廷修改。十二年壬辰恩科会试，钦点大总裁。

　　是年，敦元回乡探亲，至衢州航埠，见江中滩头有百余人在疏浚河道，问其故，知知府有令，为戴大人回乡疏通河道，敦元急告众人：“已改走旱路，请大家回去。”至开化华埠，县令和地方士绅正在刚重新修建的“华镇官埠”迎接戴尚书，而敦元却早已悄悄回到孔埠老家。十四年甲午十一月十七日薨于位。

敦元专好杂学，最喜欢天文，对历算、数学造诣颇深，撰有《九章算术方程新式》一书。李潢《九章方程》，罗士琳《勾股三事拾遗》、《演示九式》均由其校勘审定付梓。

　　敦元平生简易淡泊，无浮语，虽不意之言，要必践其实。凡酬酢宴饮，皆屏绝弗与，然每物色人材，置行箧中，片长簿技，无有遗弃。历官四十年，卒时邸中只遗几架书籍、数幅字画、一具文房，家中依旧几间老屋，数亩薄田。清廷优诏赐恤称其“清解自持，恪尽职守”。赠太子太保衔，谥“简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