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0日 10:46

    科举制度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一直延续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在历经1200多年岁月里，中国究竟开科取士多少榜？有多少状元、进士？开化有多少个状元、进士？一下子确难以理清。幸喜自宋以后，资料尚全。现根据《状元史话》与《衢州市志》、《开化县志》记载，并参照县内民间有关姓氏宗谱查找，得出自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81年）置开化县以来，开化籍实有状元1人，文进士224人，武进士2人，真可谓：地灵人杰，文脉绵绵，贤才辈出，惠及古今。
    我县地处偏僻山区，进士人数能为衢州各县（区）之最，超全国各县平均水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因素。
    经济状况是决定的条件。开化地广人稀，山高林茂，物产丰富，有“稻穗黄后枝无绿，不但麦秋桑亦秋”之称，嘉庆《西安县志》载：“衢地取利最饶，而开化尤甚，有山而鬻至数千者。”确是要用钱，山便是银行。在当时杭州的木行，开化占了半壁江山。加之，开化邻闽赣、通宣徽、联沪杭、达金衢的地理位置，形成三省七县边缘地带的水陆交通枢纽，为食盐、纸张、木材、瓷器等南北货最大的集散地。被人们誉为“小上海”的华埠商埠，景象更是繁华。据史料载，当时停泊在华埠的船只每天有300艘以上，毛竹筏百余排，若逢集市旺季，沿江停泊的货船达上千只，连绵几里长。开化每年销往杭州、上海的木材达2.5万立方米左右，还有大宗的茶叶、靛青、油料、山货等。故历来有“手捧苞芦馃，脚烤白炭火，除了皇帝就是我”的民谚。
    民风淳朴，崇文育才，尊师重教，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北宋时，开化民间就有积极创造就学条件的办学风气。村头有双竹园，霞山有书舍，还有县城的七贤堂，华埠的七虎堂等。南宋时，马金有听雨轩，县西一封书院等。元、明、清时期，兴办书院、学斋更盛，有县学堂、钟峰书院、南峰书院、天香书院、皋山书院、崇文书院及书馆书斋30多处。学塾兴盛，有的以宗族公产办学，有的家道富裕，个人支付师资举办义塾。如村头余仁合创办的“双竹园”，“听雨轩”创办者则是汪观国兄弟二人，华埠戴祖遴创办的临溪书院即为戴氏家塾。也有设馆于家或借祠堂庙宇为教学场地，招收学童，收取学费或学米的教馆。
    有学习场所，还得有学识渊博、热心施教的师资。被喻为北宋以来理学之集大成者，后人视为儒学宗师的朱熹，曾多次来开化讲学。淳熙二年（1175年），信州“鹅湖之会”后，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张栻、蔡元定云集包山寓轩论道。元至正年间，县学有四明程卫来教于学，太原赵起岩来邑兴学，还有本邑东宫讲官金实等，从而四方学子纷纷负笈踵门求学。诸如官至朝请大夫的江西德兴人李处权，南宋翰林学士、德兴人汪藻和燕王五世孙龙图阁学士赵子昼，还有本邑礼部员外郎的江少济，知密州的江朝宗，三州太守江少虞，中书舍人程俱，清代的刑部尚书戴敦元等。尤其是明弘治年间文山先生吴哻，居家20多年，创办“求乐亭”学馆，亲自任教，一时门庭若市，户履常满，培养了徐珪、徐琏、方豪等六七位进士。
    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学士，是促使人们好学上进的导向因素。在科举制度驱动下，学子中举入仕，又成为众口交赞的朝廷官员，显赫乡里，这无疑起到“学而优则仕”的激励作用。北宋端拱元年（998年）北源村年仅18岁的程宿状元及第，并对契丹常扰北疆谏言，高瞻远瞩，帝命摄理其事，宿至治所，对契丹酋民导之以礼，示之以威，继之以惠，民皆悦服，深得皇帝宠爱，这为山乡学子勤奋好学，志存高远，起到极大的激荡和冲动。开化这块土地上，自庆历二年（1042年）起，榜眼、解元、进士相继不断地涌现。
    宗祠中有人中举，对同宗族中的子弟也会产生巨大的驱动。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全国参与应考进士的有44562人，而取进士只有38名，平均1173人中录取一名，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渥溪江钧中举进士，从而有“江氏科名之盛自钧始”之说，开化境内江氏宗族从1002年至1223年这221年中，中举进士者有73人，等于每3.3年江氏宗族中就有一名进士出现，可谓“进士世家”大族。
    十年寒窗攻读，一朝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荣宗耀祖，这是所有学子的梦，也是促使一些稼穑农家产生“望子成龙”的欲望。明成化年间，文山吾家在15年内曾出了三个进士。为了对吾家“一门三进士”的祝贺，以夙励人攻读书文，吾家特建立“世科双壁”、“祖子经魁”两座牌坊，既为荣耀铭刻了丰碑，也为世人树起标榜。致使明崇祯年间的南京工部尚书汪庆百，清道光年间的刑部尚书戴敦元等及第八仕，无疑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来源: 开化县信息中心 　作者: 留如藩 　编辑: 詹元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