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于今而言，仅是一道食材或一个荤菜肴，没有更大的意义或价值可探究。

　　倘若时光倒流半个世纪，或更准确一点，倒流到45年前，猪肉的份量、价值和意义于今不可同日而语。这里不想对猪的历史追根溯源，不想研究猪肉为荤食于民族影响性格之类刨根问底。但猪肉，实在是我们这个民族、我辈生活不可或缺的荤食，是餐桌上唱的“主角”。你去做客，桌上有没有猪肉，猪肉切的大小，碗里盛的猪肉多少，均是反映主人是否好客的“晴雨表”。我年幼时，家里请来了裁缝匠、篾匠、箍桶匠、木匠、泥匠等匠工，猪肉是必不可少的“大菜”。歇了工，到了饭点，老娘热情地捧上了不大不小的一碗(我们当地土话“抬空碗”，是介于大碗和小碗之间的一种碗)猪肉，置于八仙桌正中，其他豆腐一类蔬菜，则以这碗猪肉为“圆心”，众星拱月般围着。当然，有钱的东家还会上鱼肉。我就觉得很好奇：那年幼的徒弟低眉顺眼，只顾托个碗，筷子只往蔬菜碗里去，“吧嗒吧嗒”吃着闷饭。终于，饭快吃到一半时候，师傅夹了块肉放到自个碗里。过了一会，徒弟不敢正眼瞅师傅一眼，这才用近乎顫抖的筷子夹了一块肉。这肉注定比师傅要小。我向老娘打听缘由，老娘嗔怒道：小孩子家，别多问，做手艺这行，有他们的“规矩”。从此，我对“手艺人”这行有些讳莫如深！一直到现在还如此。

　　那个时候，我家也养有两头猪，其中一头注定要作为“商品猪”卖给食品站，换回的钱贴补家用，想吃也没机会。另一头作为年猪，宰了后剥下板油熬成白花花的猪油，装到几个大小不一的瓷瓶或泥钵头储存，以备平时炒菜用。自然，一头猪的猪油，哪里够我们七口人的大家庭一年时间享用。油快短顿的时候，老娘就催我和姐去集镇买肥肉熬油。正是深冬时节，凌晨五时左右，老娘就把我和姐弄醒了。我和姐揉着睡眼惺松的眼睛，不情愿地拿了笠帽和蓑衣，顶着寒风、踏着乌黑出门去了。到了猪肉摊点，借助昏暗的灯光，发现已乱哄哄地挤了一大堆前来买肉的人。管理人员大声吆喝着，维持现场秩序，按先来后到给每个买肉的人发号码。离肉到来还有二个多小时，我和姐禁不住眼皮上下打架，干脆把蓑衣铺在肉铺附近的水泥操场上，挤挨着睡着了。天亮了，我和姐被一阵喧哗声吵醒了。猛然发现，我们身上遮盖的蓑衣上，竟染上一层厚厚的霜花。约八时左右，太阳也出来了，我终于看见杀猪匠腆着个大肚子，挑着白花花的、骨胳上还沾着鲜红的两爿猪肉，晃晃悠悠过来了。那种兴奋感，犹如发现金银宝贝似的，脚一蹿就过去了。当然，还得按号码排队才能买到肉。

　　因为一年中很少能闻到油腥味，所以特别渴望吃上肉。我老爸做的红烧肉又特好吃，他是把猪肉放在一个瓷瓶里，加进生姜、黄酒用炭火煨熟的，香喷喷的，肥而不腻。一日，不知是何缘故，老爸偏心了，给姐夹了三块肉，我是亲眼看见的，因为我只有两块。我心里不免憋闷，忍不住斗胆找老爸评理。弄不清那天是怎么了，一向温和的老爸突然发火了，把整碗猪肉推到我面前，还溅了一桌子油渍，说道：你都拿去吃?我委屈极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泪珠象珍珠一样从污黑的脸上滑落……

　　我读初中高中六年时间里，都是正月十一开的学。那天，我心里都会莫名紧张：眼巴巴地渴望老娘，能在我盐巴萝卜菜干里塞上些猪肉，哪怕一二块也好。可老娘没有，一次都没有。我好生失望，甚至有些责怪老娘“绝情”。事隔多年，我五十多了，向老娘问缘由，老娘不假思索回答：正月十五之前，还有客人来拜年的！

　　后来，我离开老家到异地参加工作，这儿的风俗与老家不一样。家里杀了年猪，不仅要叫子女回家享用，还要叫上亲朋好友来共享，像过节似的吃上个两三天，估摸整头猪的三分之一被美美地享用了。更多时候，那些亲朋好友还要捎带三至五斤的猪肉回家。而我小时候，家里杀了年猪，顶多给左邻右舍端上碗猪血过去。

　　去年年关，一朋友家杀了年猪，也叫上我去。主人非常好客，用两个大的铝质脸盆来盛猪肉，热腾腾地溢出土猪肉特有的醇香味，新鲜感十足。他们做的年猪肉，出锅后又放在炭火上继续煨，简直把猪肉的“离子”都逼出来了。我三四块酥肉下肚，连呼过瘾，心里潮起暖暖的感觉。我探询地问：烧这么多肉，恐怕得用上二三十斤肉吧?主人格局很大，笑答：这点肉，又算得了什么！我心里更暖了，一时上了兴致，酒门大开，直喝得酩酊大醉而归……